1940年，一名日本军官凌辱了伪军年轻漂亮的妻子，等丈夫赶回家中，妻子已羞愤自尽。丈夫悲恸不已，决定报仇雪恨，接下来他的举动大快人心！ 

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就在前一晚，日军军官佐藤闯进了他的家，对秀莲做了令人不齿的事。张守义赶回去时，妻子已经用死亡结束了屈辱。看完那封信，他没有大哭大喊，只是擦干眼泪，拿起刀，找到了佐藤。
 
结果呢，佐藤死了。
 
张守义原本是伪军，手里有枪，也熟悉日军在当地的布置。可从那一刻起，他成了日军和伪军共同追捕的人。全城很快会搜查，村子也不能再待，他到底该往哪里走？
 
他没有往山里跑，反而朝县城方向走去。
 
这个选择听起来冒险，仔细想却有道理。日军大概会认定他已经逃向乡下或山区，很难想到一个刚杀了日本军官的人，竟然敢靠近县城。张守义摸到城郊远房表叔家，轻敲三下后门，才算找到一处暂时藏身的地方。
 
表叔告诉他，城南一带经常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张守义在地窖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天刚亮，他换上破旧衣服，装成进城卖柴的农民，混在人群里出了城。
 
走了大半天，他终于在树林边遇到游击队哨兵。
 
枪口立刻抬了起来，哨兵问他是什么人。张守义举起双手，说自己要投奔八路军，要打日本人，然后把秀莲的绝笔信递了过去。
 
信能证明他的遭遇，却不能立刻证明他的立场。张守义当过伪军，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游击队赵队长听完经过，没有马上收留他，只问了一句，凭什么相信你？
 
张守义跪了下来，说愿意用命证明自己。
 
赵队长把他扶起来，给了他机会，但也把规矩说得明白，八路军不能欺负老百姓，不能把私人仇恨带进队伍，谁违反纪律，枪子儿不认人。
 
这句话很关键。
 
张守义想报仇，游击队也需要熟悉敌情的人，可一支队伍不能只靠愤怒打仗。个人的血海深仇，必须放进抗战的大局里，否则很容易变成冲动，甚至伤害无辜。
 
所以，张守义没有一来就拿枪上前线。
 
整整一个月，他负责搬运物资、照顾伤员，做的都是不起眼的活。有人对他的过去保持警惕，他也不争辩。只要有空，他就把自己知道的日军巡逻习惯、据点分布、近身搏斗方法教给战士们。
 
一点点相处下来，大家才开始改变看法。
 
当时的敌后战场，熟悉地形和敌情常常比一把好枪更重要。冀中不少村庄利用地道连接住户、粮仓和隐蔽出口，日军进村后很难判断人从哪里出现。山东敌后民兵则常用地雷和简易工事迟滞运输队，靠的也是对村路、沟渠和庄稼地的熟悉。
 
张守义的价值，就在这里。
 
他不是凭一封信就变成了可靠战士，而是在一次次观察、训练和执行任务中，慢慢把过去掌握的东西变成了打击敌人的办法。
 
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游击队伏击一支日军运输队。张守义躲在路边土坡后，手里只有一把老式步枪。卡车靠近，枪声响起，他瞄准一名日军军曹开火，对方当场倒地，队伍还缴获了弹药。
 
赵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夸他枪法不错。
 
可张守义并没有表现出痛快。他看着地上的日军尸体，心里想到的不是仇已经报了，而是秀莲还在等着一个说法。杀掉一个人，改变不了妻子的命运，也结束不了这场战争。
 
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是1941年春天那次攻打据点。
 
日军据点里有一座炮楼，火力很强，游击队如果正面硬冲，伤亡不会小。张守义想起自己当伪军时曾经去过那里，他记得炮楼后墙有一处砖石被雨水泡松，夜里可以从那里下手。
 
有人会不会怀疑他记错了？赵队长也问他有没有把握。
 
张守义没有夸口，只说自己去看过。
 
当天夜里，他带着两名战士摸到炮楼后方。那处墙面果然松动，他们撬开砖石，把炸药包塞了进去，点燃导火索后迅速撤离。几十米外，爆炸声传来，炮楼塌了半边，游击队随即发起攻击，很快结束战斗。
 
这一次，张守义不只是杀了一个敌人，他用熟悉敌人的经验，减少了队伍伤亡。
 
从那以后，他得到真正的信任，先当班长，后来又当排长。队伍里的人知道他曾经是伪军，却很少再提这件事，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他后来怎么做，而不是只盯着他的过去。
 
不过，类似经历的人想进入抗日队伍，也不可能全都顺利。有人即使投诚，也要经过盘查、观察和长期考验，不能因为一句要打鬼子，就立刻交出武器。张守义能留下来，靠的是他接受了纪律，也经得起时间检验。
 
1943年反扫荡时，他为了掩护乡亲转移，腿部中弹，离开前线养伤。伤愈后，他没有重新回到冲锋位置，而是被安排到根据地训练新兵。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可能比继续上战场更难。
 
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编成训练内容，告诉新兵，当兵不只是会开枪，也要知道枪口该对准谁，更要知道为什么打仗。仇恨可以让人拿起武器，但纪律、判断和责任，才能让一支队伍走得更远。
 
抗战胜利那年，张守义回到家乡。老母亲见到儿子，哭了很久。他没有急着讲自己的战功，而是先去给秀莲上坟，在坟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把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一件说给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