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36 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中，毛泽东是人民军队最主要的缔造者，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核心领导作用。其余 35 位军事家，同样怀揣救国救民理想，在党的领导下施展军事才华。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一众军事家同心协力，浴血奋战，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奏响属于新中国的胜利凯歌。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场已经从华东野战军的一场进攻，迅速扩展成中原、华东两支野战军共同参加的大决战。

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中央军委掌握全国战局，决定战略方向和两大野战军的协同；战场上的兵力使用、时机变化和具体处置，则交给前线统帅。

粟裕在济南战役结束当天提出举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次日同意；战役开始后，他又提出扩大规模、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主力。

前线提出方案，中央调整部署，五人总前委再统筹整个战场，淮海战役一步步扩大成战略决战。

毛主席在人民军队中的特殊位置，就落在这种关系上。他没有代替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徐向前、粟裕去指挥每一场战斗。

中央需要有人掌握战争全局，前线则需要能够独立判断、敢于负责的统帅。几十万人的部队分布在不同战场，统一战略与前线指挥必须同时存在。

这种军队运行方式，并非到1948年才突然出现。

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参加领导。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受挫以后，部队转向井冈山，9月底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此时队伍已经不足千人，改编后党的组织由团、营深入连队，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基层部队有了直接发挥作用的党组织。

1928年，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会师。

井冈山之外，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陕甘等地也先后出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贺龙、徐向前、方志敏、刘志丹等后来进入36位军事家名单的人，当时就在不同地区组织武装。人民军队的创建本来就是多支革命武装在不同地区发展、汇流的过程。

分散发展的红军很快碰到同一类难题。兵员大量来自农民，一部分人员又带着旧军队习气；部队长期转战，军事指挥、政治领导、官兵关系和群众工作都需要重新建立规则。只有枪和会打仗的指挥员，还不足以维持一支长期作战的革命军队。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

毛主席代表前委起草的决议明确，红军除了作战，还承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军队服从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组织建设进入部队日常运行。

三湾改编把党组织深入基层，古田会议又把红四军积累的建军办法变成一套系统原则，随后逐步推行到其他红军部队。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毛主席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后，他先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由此逐步确立。

全面抗战时期，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叶挺等领导新四军，各根据地面对的兵力、地形和敌情并不相同。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各战场都有相对完整的指挥系统。中央军委掌握全国战略转换和各战场之间的配合，各野战军负责人处理大量具体作战问题。

1948年的淮海战场把这种分工推到几十万兵力同时行动的规模。
中央军委没有越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去直接控制每一个纵队，而是成立总前委，统筹前线党政军工作。统一的政治领导和全国战略，与一批经过长期战争成长起来的军事家，在同一个指挥体系中同时发挥作用。

几十年以后，中央军委在编纂军事百科全书时先确定33人为“军事家”，1994年又增补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最终形成36人名单。其中既有党和军队领导人，也有元帅、大将，还有早已牺牲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指挥员。11个人没有活到1949年。

这36个人留下的战斗位置并不相同。有人创建根据地，有人建立部队，有人主持政治工作，有人指挥方面军和野战军，有人倒在抗日战场和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贯穿二十多年战争的工作，则把几条原本分散的线逐渐接在一起：基层部队有共同的建军原则，不同根据地和野战军服从统一战略，成熟的军事家又能在各自战场掌握实际指挥权。

1949年渡江以后，各野战军继续向南、西北和西南推进。已经牺牲的人留在原来的根据地和战场，活着的将领还在带兵前进。

多年后，36个名字被写进同一份军事家名单。那些名字曾经分散在不同山岭、根据地和战场，最终汇入的，是同一支已经能够从中央统筹全国战局、又能让前线统帅独当一面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