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前三十年，是一段值得后人铭记的岁月。当时国家基础薄弱、物质条件艰苦，但广大人民斗志昂扬，心中怀揣理想与希望。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建设国家，甘于奉献、不畏牺牲，全社会风清气正、意气风发，展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装线上，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开了下来。
三年前，这里还只是刚刚破土的厂区。到投产时，一汽已经建起37万多平方米厂房、33万平方米宿舍，安装近万台设备，铺设30多公里铁路和8万多米管道。新中国第一次有了能够成批制造汽车的现代化工厂。

这座工厂并不只靠长春自己建设。
吉林方面承担道路、煤气、干部调配和住房保障，机关干部、学生、驻军参加工地劳动，九台县农民为冬季施工赶制29180片草帘。1955年，为解决汽车工业所需的专业人才，国家又决定成立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

厂房、铁路、宿舍、学校和来自各地的人，被同时压进一个建设周期。

这辆卡车背后压着一笔更大的国家账。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约51%，工业只有17.6%。中国要造汽车，先要有钢铁、机床、电力、煤炭、轴承，还要有能操作设备、维修机器的技术人员。第一汽车制造厂只是“一五”重点工程中的一个。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被集中到这些部门，汽车厂才可能在三年内从工地变成生产线。

钱从哪里来，城市里的工人吃什么，同样压在1953年的粮食账上。

那年1月，国家粮食收购比计划少10.3亿斤，销售却超过计划。11月，政务院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粮食进入统一调配后，城市、工矿区和新增产业工人的供应有了制度保障。农村交售、城市定量供应以及后来逐步扩大的票证生活，也把工业化所需的资源约束直接带进千家万户。

外汇更加紧。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口商品80%以上是初级产品。50年代，农副产品平均占出口总值42.2%，进口商品中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却占92%。棉花、食品、矿产品和轻工产品卖出去，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料运进来。

那个时期形成的贸易结构，把国内能够拿出的初级产品不断换成扩大生产能力所需的工业品。

这种选择给普通人的生活留下了清楚的痕迹。
1978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按当年价格计算只有184元，其中农村138元、城镇405元。许多生活资料长期实行计划供应，家庭消费增长慢，城乡差距也很明显。与此同时，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3178万吨，原煤6.18亿吨，发电量2565.5亿千瓦时；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17.6%升到44.1%。同一年里，居民消费仍然有限，国家掌握的钢、煤、电和机器生产能力已经换了规模。

这条路并没有一直向上。
1958年以后，投资和生产指标迅速拔高，农轻重比例失调。1959年至1961年，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冬以后，中央开始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农业和轻工业。60年代初，中国还大量进口粮食、棉花和食糖，生活资料一度约占进口总额四成。原先不断向工业端集中的外汇和资源，又有一部分转回来补充居民生活。

1966年至1976年，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受到长期冲击。
工业建设没有完全停下，但许多部门承受了额外损失。到70年代初，国际环境变化后，大规模技术设备进口重新启动。

1973年批准的“四三方案”拿出43亿美元引进26套成套设备，重点投向化肥、化纤和烷基苯。粮食、穿衣和日用品供应，被直接接到大型工业装置上。

从1956年的解放牌卡车到70年代的化肥、化纤生产线，中间隔着十多年。

前一阶段急着解决钢铁、机械、电力和运输工具从无到有，后一阶段越来越多地让已经形成的工业能力进入农业和居民生活。化肥装置增加的是农业投入品，化纤设备缓解棉花与粮食争地，机器开始承担过去只能靠更多土地和更多人力解决的问题。

学校和技术人员也在这个过程中增加。
工业项目需要工程师、技工、司机、电工和维修人员，教育体系随之扩大技术人才培养。汽车厂旁边办起专业学院，工矿企业内部建立培训体系，原来以农业劳动为主的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工厂、矿山、铁路和工程建设。机器留下来，人也在生产线上学会新的劳动方式。

到1978年，中国依然算不上富裕。
居民消费水平低，城乡生活差距存在，重工业比重过高的问题也已经显现。

可同一年，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达到44.1%，粗钢、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部门形成了相当规模。

此后的发展还需要农村改革、产业调整、扩大开放和新的技术投入；改革开始时，面对的已经不是1952年那个工业仅占经济总量17.6%的结构。

1956年那辆解放牌卡车后来生产了三十多年。
它驶出长春总装线时，许多家庭仍在精打细算过日子，厂区里的铁路、机床、动力系统却已经开始连续运转。

生活改善走得慢，生产能力一层层增加；错误和损失真实存在，已经落地的工厂、设备、技术人员和工业门类也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