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合肥。周邦福在城里开了半辈子米店，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记住这座城。

那年他四十五，三个孙子绕膝，六个伙计跑前跑后，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稳稳当当。可太平军要来的消息，像一阵冷风，把所有人的安稳都吹散了。

他提前把家眷送去了乡下。自己留下，说是看铺子，其实是舍不得。半辈子攒下的家业，哪能说扔就扔？他想着，再等等，再赌一把。

赌输了。

太平军来得比他预想的快得多。围城不到一个月，合肥就撑不住了。

守城的江忠源，是个硬人。城破前已经病得下不了床，听说城破了，抄刀就往脖子上抹。仆人夺了刀，背起他往外跑。他不肯走，一口咬住仆人的耳朵，咬得血往下滴，又咬肩膀。仆人疼得受不了，把他放下。他趴在地上还挥刀砍人，身上中了好几刀，最后爬到水边，一头扎了进去。

周邦福没江忠源那份刚烈。他只有恐惧。

他怕的不是死，是死法。乱军之中，死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他见过溃兵，见过流民，知道落在乱兵手里是什么下场。与其被折磨，不如自己了断。

可了断也没那么容易。

他吞金戒指，嗓子划破了，金子卡在喉咙口，死活下不去。他找了棵树挂绳子，刚套上去，有人路过，一把抱下来。他想跳井，井口太窄，大冬天棉衣裹着身子，根本塞不进去。

死都死不成，他只能躲在屋里，烧纸钱，哭。

邻居刘某听说了，主动找上门，压低声音说：我家后院那口井大，穿着棉袄也跳得下去，到时候借你用。周邦福这才踏实了点，两人约好，真到那一天，一起走。

乱世里，有人肯把井借给你跳，这份情谊比什么都重。

城破那天，周邦福踩着椅子上吊。凳子刚蹬翻，伙计冲进来把他抱下。两人想往外跑，门一开，满街都在砍人。尸体横七竖八，血顺着街面往低处流，桥下河面漂着一层。两人对视一眼，关上门，缩回去。

这一缩，反倒缩对了。

太平军进城前下了令：闭门不出者，不杀。只要不出去乱跑，人家不找你。破城是天没亮的事，等安顿妥当，已经正午。士兵挨家挨户查看，进门前还规矩地敲三下。

进周邦福家的，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一张嘴，竟是同乡。小兵没打他没骂他，只把粮食衣物搜了一遍。等小头目来了，问周邦福是干什么的。他脑子快，说自己是读书人，管账的。小头目听说他识字，客客气气让他当“先生”，抄抄文告。那几天伙食不差，八人一桌，四盘菜，一天三顿。

命是保住了，可周邦福还是想走。

他事先埋了银子，这时候挖出来，到处打点。太平军有规矩，百姓不愿从军，可以走。但规矩是规矩，执行是执行。老弱病残抬脚就走，他这种身强力壮的，人家想留。留人的法子也简单：想走？先打一百大板，打完再选。

周邦福趴下就挨，一百板子打完，人已经半死。可他到底是生意人，有城府，打完还跪着，一副服服帖帖的模样。也是命好，主审官有事出去了，他跪了两个时辰没人理。后来一个同乡把他拉起来，说“大人不杀你了”。他这才敢信，自己真能走了。

从围城到出城，四十八天。四十八天，像过了四十八年。

他拖着伤出了城，一步一步往乡下走。走了三四十里，见到家人。全家抱头痛哭。铺子没了，家产没了，可人还在，一个不少。合肥城里，能活着走出来的，没几个。

后来周邦福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只给家人看，从不外传。直到1936年，后人才把它拿出来。

他在册子里反复念叨一句话：乱离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读这本册子，印象最深的不是江忠源投水，不是满街尸体，是周邦福想死死不成的那几天。
一个人被逼到连死都死不了，那种绝望，比死本身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