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台湾“和统派”人士苑举正教授也吓破了胆！
苑举正19日刚坦言看到12点共识“有危机感”，22日却现身杭州要带台湾最好学生看大陆：真正让这位和平统一倡导者紧张的，或许不是立场变了，而是台湾地区还能不能提前坐上谈判桌
1984年至1997年的香港过渡期与本次讨论有一个高度相似之处：当主权原则逐渐进入司法、土地、人员身份和政权交接这些具体问题后，社会最关心的就不再只是政治口号，而会迅速变成“我的生活会怎样”。但香港当时存在中英正式谈判和十余年过渡期，本次只是学者讨论台湾方案，这意味着两者不能类比政治性质，却能看出“细节越早出现，焦虑越早出现”的规律。
香港官方历史资料还有一个数字值得看。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每年估计约2万人移民，到90年代初增加至约6万人。制度转换没有发生时，人已经开始按照自己对未来的判断作选择。这才是观察苑举正这次反应更有意思的坐标：一个人是否紧张，与他是否支持某个政治方向，并不是同一回事，真正触发心理变化的往往是时间表和具体条件。
苑举正身上恰好出现了这种反差。9月19日，他在节目中谈到12点共识时承认自己作为和平统一倡导者也产生“危机感”，还提到有年轻学生担忧过去的言论；可到了9月22日，他又出现在杭州云栖大会，公开表示今后“一定要带台湾最好的学生来看大陆”。两件事只隔几天，很难支持“苑举正被吓得改变立场”这种戏剧化解释。
更合理的观察，是他开始担心台湾地区会不会因为长期拒绝讨论，错过提前提出条件的机会。苑举正19日谈到的重点之一，正是希望台湾地区及早面对局势变化和两岸谈判。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所谓危机感更接近“谈判筹码会不会随着局势变化而减少”，而不是突然否定自己长期主张的交流与和平统一立场。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纠正的细节。9月12日会议虽然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但主办单位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并不是香港大学主办。现场20多名学者形成12点共识，这个身份界限决定了它首先是一套学术推演，不能直接当成官方已经拍板的方案。
12点内容之所以冲击大，是因为它把以前很少同时出现的项目一次性摆出来，包括非和平统一后的3至5年过渡期研究、驻军、台湾地区现有武装力量处置、司法权限和责任追究等。任何人只截取其中最严厉的条款传播，都容易让岛内受众把“学者设想”理解成“未来已经确定”，这也是当前舆论传播中最大的认知风险之一。
问题是，岛内愿意谈统一方案的人自己都没有统一版本。9月20日，台湾学者王昆义讨论李其泽提出的方案时提到，其内容包括不驻军、保留必要自卫力量等设想，与9月12日学者共识明显不同。两个版本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就存在巨大距离，这表明现在真正开始的，是“统一条件怎么谈”的竞争，而不是某套文本已经成为固定答案。
这也是苑举正的焦虑具有观察价值的地方。过去岛内统一议题常被压缩成“赞成还是反对”两个按钮，现在一旦出现驻军、司法、选举和过渡期这些词，支持交流甚至支持和平统一的人内部也会产生利益排序。有人最关心安全，有人关心司法，有人关心既有生活方式，这种分化以后很可能越来越明显，而不会自动形成一个整齐划一的所谓“和统派”。
岛内舆论基础同样不能忽略。台当局大陆事务主管机构8月公布的调查称，81.2%的受访者不赞成“一国两制”，样本为1086名20岁以上成年人。调查本身由台方机构委托，政治语境必须注明，但如此高比例至少意味着一个事实：任何具体方案刚进入岛内传播，首先面对的都不是技术性比较，而是一层已经形成多年的心理排斥。
外部因素还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心态。9月21日，路透社报道美国、日本、韩国再次把台海和平稳定写入近期安全表态，而美国政策走向也受到日本等亚洲盟友密切关注。对台湾地区而言，只要外部安全预期仍在变化，岛内就会有人认为可以继续等待，也会有人认为应该尽早谈条件，这两种判断很可能长期并存。
从大陆公开口径看，目前也没有把某一份学者文本宣布为正式答案。9月9日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吸收两岸各界意见；9月16日又明确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因此，把12点共识直接包装成确定方案，既超出了现有公开事实，也容易把仍在讨论中的空间人为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