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一位老头搓着手，支支吾吾对周总理说：“我还有个错误没交代……”总理听完后却拍腿大笑：“这哪是错误？这是天大的功劳！”

1959年的一个冬天，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65岁的李仙洲却被汗水浸湿了后背，作为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如今成为战犯接受改造，而这一天，周总理的到访，使他内心更是不安。

李仙洲小心翼翼地搓着手，脑中不断权衡着要不要把一件压在心底十二年的事告诉总理。

但他最终还是鼓足了勇气，支支吾吾地开口：“总理，有个事……我在抗战时，在皖北办了一所学校，还抢了不少咱们共产党的人才……”

李仙洲已经做好被批评的准备，但周总理听完后哈哈大笑，拍着腿说道：“这不是什么错误，这是天大的功劳啊！你办学校，让那么多孩子有书读，有饭吃，现在都成了新中国的人才嘛！”

听了这句话，李仙洲整个人像松了一口气。

那是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大量百姓背井离乡，穿着破旧的衣裳挤到安徽流亡。

他们中有许多是十几岁的少年，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驻守皖北的李仙洲，他也是山东人，眼看着孩子们骨瘦如柴，他的内心像被刀扎一样难受。

当时，李仙洲所在的部队自身已经面临巨大困难，物资短缺，粮食供不上，即便是在军队内部，也存在“吃空饷”、虚报士兵人数以骗取粮饷的现象。

要真正解决这些流亡儿童的问题，按常规去申请粮食和资源无疑是杯水车薪，李仙洲思来想去，只能悄悄通过“非常规手段”解决问题——挪用军队的空饷。

他私下扣下了部队中团以上军官虚报的士兵粮饷，集中起来，用这些钱办起了一所学校，学校刚开始只是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可仅为他们提供食物并不能满足长期的需要。

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他开始加大投入，挪用更多的军费，建起了校舍，并请了一些老师前来授课，打算让这些孩子重新读书识字。

起初，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和努力，但是随着规模扩大，担心事情迟早会被上报，他不得不寻求更稳定的办法来保护学校。

几经周折，他找到了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表示同意，并将学校正式转制为一所国立中学，学校有了正式编制，李仙洲也暂时放下了心。

学校成立后，很快吸引了大批流亡少年前来求学，最多时曾收留了两千多名学生，这些孩子多数来自山东和皖北一带的沦陷区。

当时这所学校里，李仙洲隐隐察觉到学校内的动静，并且了解到有许多人曾经在沦陷区时接受过共产党的工作安排。

可他不仅选择了装作不知道，他的原则是，只要是读书的孩子，无论是什么背景，他都一律护着。

到抗战结束时，学校培养出了许多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年，部分学生还在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成为了新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韩念龙等人，他们后来成为外交、教育等领域的重要人物。

虽然学校解决了孩子的生计问题，但李仙洲的内心一直不安，一方面，挪用军饷违反了国民党部队的规定；另一方面，学校里还有地下党频繁活动，对此他既默许也无能为力。

这种情绪伴随了他多年，直到解放后，在功德林的改造期间，他始终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错误”，不敢对外提起。

直到这一天，周总理的回应让他彻底释怀，他意识到，自己当年“违规”的行为，如今被证明是正确的。

随后，他在功德林的改造工作中愈加积极，不仅坚持学习新思想，还自愿帮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战犯写材料。

他的态度和表现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次年被列入第二批特赦名单，重新回到了家乡山东，回到家乡后，他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

再回首时，李仙洲仍清晰记得1941年那个冬天，他站在讲台上对第一批学生说道：“我能带好十万兵，也能教好这群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