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8 月 22 日，蒋介石在南昌讲话提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不足一月，这番言论，正是他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思想的集中体现，优先将围剿红军当作首要任务。

1931年9月18日上午九时半，蒋介石在南京下关登上“永绥”舰南下。
当天日记记下两件正在处理的事：研究地图，筹划“对粤对匪策略”。夜里，关东军在沈阳发动进攻。

第二天，他接到沈阳、长春相继失陷的消息，日记的内容转向东北。

九一八以前，南京政府最大的一块军事投入正在江西。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三个旅，约三十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余人，兵力相差悬殊。
这种次序在7月已经写进公开文件。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文告随后列出两个对象，一是共产党和红军，二是与南京对立的广州方面。

一个月后的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讲话时，又把这种判断说得更尖锐：“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这一天，江西“围剿”仍未结束，离九一八只有二十七天。

国民党军这次改用分路围攻、长驱直入，企图凭兵力优势压缩红军活动空间。

蒋介石亲自在江西督战，连续投入大批兵力，希望尽快解决中央苏区。可红军没有接受这种决战方式。毛主席、朱德指挥主力从闽西回师赣南，避开国民党军强部，寻找薄弱部队。

无线电又改变了战场上的信息差。6月30日，红军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电报；此后又从国民党军通信中掌握分进合击的部分部署。

原本依靠兵力优势向苏区纵深推进的部队，在行军路线和兵力衔接上被红军抓住空隙。

8月7日起，莲塘、良村等战斗接连发生。红军在局部集中兵力作战。

到9月15日，老营盘、方石岭一带战斗结束，第三次“围剿”没有完成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的目标。仅仅三天后，蒋介石当天的行程和日记仍围绕江西与广东方向展开。

广东同时牵着南京另一部分力量。
1931年春，胡汉民被扣后，汪精卫、孙科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另组政治中心，与南京公开对峙。

8月底，广州方面仍有向湖南出兵的动向。广州方面还扣留广东、广西税收，南京政府财政随之承受更大压力。宁粤对峙占用的不只是部队，还有本已紧张的财政和政治协调资源。

蒋介石面对的“内”因而不只有红军，但红军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打击对象。宁粤分裂直接牵动中央权力和兵力配置，江西战场则吞下了数十万军队。

7月23日那份文告把两件事并列起来，又把两件事都放在对外御侮之前。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的南下行程和既定安排很快改变。

9月19日，他在日记中判断，日本正在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侵入东北，随后返回南京。21日的南京会议决定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和“剿共”计划停缓；会议还决定增设特种外交委员会，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粤磋商统一，原先准备动用武力处理的宁粤冲突开始转入谈判。

中国随后正式向国际联盟申诉。
9月30日，特种外交委员会开始运作，专门研议对日政策。江西和广东方向的原有军事日程被压住，对日处置则越来越依赖国际交涉，希望借外部压力促使日本撤兵。

九一八确实改变了蒋介石手里的具体办法。

两个月后，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11月30日，蒋介石再次谈到内外次序，这一次说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7月还是“应先”，11月已经成为“必先”。

沈阳失守两个多月，国联交涉正在进行，国内统一仍被置于有效处理外患的前提位置。

九一八当夜的东北军处置还有自己的现场指挥链。
蒋介石当时正在“永绥”舰上；9月18日日记记的是“对粤对匪策略”，9月19日国史馆所存电报中，他要求张学良驳斥日方所谓中国军队破坏铁路的说法。南昌讲话反映的是蒋介石当时对内外威胁的排序，沈阳当夜的具体命令和执行则涉及东北军自身的指挥体系。

1931年夏秋，一串行动前后相接：蒋介石亲赴江西督军，7月公开提出“攘外应先安内”，8月继续把共产党置于极严重的威胁位置，9月18日仍在筹划“对粤对匪”；九一八发生后，攻粤和“剿共”计划一度停缓，11月却又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军事步骤被外患打乱，国内统一优先的次序没有随之消失。

这一选择没有换来原定的结果。江西方面，第三次“围剿”没有解决中央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东北方面，日本的军事扩张也没有因国联交涉停止。

到1931年冬天，蒋介石原先准备先解决的国内问题仍在，原本准备在国内统一后集中处理的外患，已经从沈阳向整个东北扩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