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中国有三大功劳：把斯大林时期赖着不还的旅顺港交了回来、给中国运来百万吨粮食援助、还帮中国建起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可偏偏也是因为他，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这到底是为啥。

有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看着最热的时候，恰恰也是矛盾开始积累的时候。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就是如此。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对华合作并没有马上收缩，反而在军港、工业、原子能等领域办了不少实事。可到了1958年前后，双方却接连在军事指挥权、通信设施和国防技术上发生争议，短短两年后，苏联专家大批撤离。
要理解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归结成“前面帮忙，后来翻脸”。真正的问题在于，中苏合作早期主要解决的是中国缺设备、缺技术、缺工业基础的问题；等合作深入到舰队怎么指挥、通信设施归谁控制、关键军事技术能不能由中国独立掌握时，双方对于“合作边界”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旅顺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50年2月，中苏已经就旅顺口等问题签订协定，后来由于远东局势变化，1952年双方又通过换文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
所以，这段历史并不是从1954年才突然开始处理，而是此前已经有一套协议安排。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954年10月。
中苏签署联合公报，明确提出苏军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把当地设备移交中国，而且白纸黑字规定：撤军和移交工作要在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苏方还同意将有关基地设备无偿移交。
这一步对中国的意义，不只是“拿回一座港口”，旅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渤海方向重要的海上门户，码头、岸防、通信和舰艇保障体系真正由中国自己掌握以后，意味着沿海防务不再长期依赖外国军队驻守。对一个刚开始建设现代海军的国家来说，这种变化比得到几艘舰艇更重要。
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也在大规模吸收苏联技术。第一个五年计划把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项目放在工业建设核心位置，涵盖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制造、汽车、飞机、化工等领域。
后来项目数量有调整，实际施工数量也并非始终正好156个，但“156项工程”这个称呼一直沿用下来。这些项目真正改变的是工业底子。
以前许多大型成套工业设备国内既不会设计，也缺少制造经验，引进项目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跟着图纸学、跟着设备装、跟着生产线练。第一汽车制造厂、一些大型机床厂、动力设备企业和钢铁项目，都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骨架。
国家发改委后来回顾“一五”建设时，也把156项工程视为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基础。原子能领域的跨越更明显。

1955年4月，中苏签订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一座7000千瓦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同时派出科技人员赴苏学习相关技术。到了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建成运行，9月举行移交生产仪式。
这里真正值钱的，其实不只是反应堆本身。第一批接触反应堆设计、安装、调试和运行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
后来有参与者回忆，当时许多人最初对反应堆工程并不熟悉，就是边安装边学，把核物理知识一点点变成工程能力。苏联专家后来撤走时，中国已经不是完全没有技术基础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59年以后核合作发生变化，对中国造成的冲击虽然很大，却没有让整个核工业停下来。苏联在1959年停止执行部分国防新技术合作安排后，中国必须把过去“跟着学”的环节逐渐转成自己设计、自己试验。
此前建立起来的“一堆一器”和人才队伍，反而成为继续往前走的重要基础。1961年3月，苏联确实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并提供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
不过经过协商，中方最后接受的是蔗糖贷款，并没有把这100万吨苏联小麦全部接收下来。因此，把这段经历理解为困难时期苏联曾主动提出大规模物资援助是可以的，但若写成“100万吨粮食已经全部运抵中国”，就容易把“提出供应方案”和“实际成交”混在一起。
当时中国后来大量进口粮食，重要来源之一反而是加拿大等国家，这也是60年代初中国粮食贸易结构变化的一部分。问题在于，物资和技术合作越深入，双方在战略上的不同想法也越难隐藏。
1958年，长波电台和所谓共同舰队问题集中爆发。长波电台涉及潜艇远距离通信，共同舰队则会触及舰艇调动、基地使用和指挥体系。
苏方强调战略协作，中方则坚持相关设施和军事力量必须由中国掌握最终控制权。这实际上成了关系变化的一道分水岭。
过去谈钢厂、汽车厂和机器设备，双方主要争的是投资、技术和进度；一旦谈到海军怎么组织、通信系统谁控制，问题就直接碰到国家主权和军事指挥权。技术条件可以有差距，但最终决定权不能因为技术差距而发生转移，这也是当时中方态度越来越明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