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开天辟地的大事”。
在后来所有的党史叙事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两人一南一北，把火点了起来。
可是有一个人，他是北方建党核心人物，与李大钊共同创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曾专门写信给他说，北方建党的事，只可和他与李大钊商量。可他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
这个人叫张申府。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这些资历，随便拿出一条来，都够一个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名青史。张申府把三张牌全抓在了手里。
但他一张一张打丢了。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1893年6月15日出生，祖籍河北献县。他幼年随父亲迁到北京，父亲张濂是清末举人，民国时担任过清河县县长，担任过众议院议员。
1908年，张申府考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升入数学系。1917年毕业，他留在北大，以助教身份兼做图书馆的工作。
这时，李大钊刚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要整理馆藏的西文书目，需要英文好的人来帮忙。张申府数学基础好，英文也不错，因此被李大钊看中，留在图书馆协助编目。
这位数学系出来的年轻助教，就这样一脚踏进了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
1918年10月，杨昌济介绍一位湖南青年进了北大图书馆。这个青年叫毛泽东，时年二十五岁，被安排做书记，月薪八块银元。他每天的工作，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纸，夹好上架，有人来看就拿过去。
张申府协助李大钊处理图书馆的日常事务，是主席的直接上级。
主席后来跟人提过一件事。他写了一张借书条，字迹有些潦草，张申府看完之后让他重新誊写清楚。听北大的老人回忆，主席当时很不高兴。
说起来这算什么大事呢？不过是图书馆日常管理里的一次小碰撞。
这两个人当时都想不到，往后几十年，他们各自走上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申府没有上街。他待在图书馆里埋头编译罗素的著作，用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这时，他的名字已经和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在了一起。
1920年初，陈独秀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离开北京去上海。李大钊赶着骡车送他到天津，两个人一路上商量建党的事。这段路上定下来的计划，张申府全程参与。
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接下来，张申府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把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见两头传递。陈独秀对他说过一句话：“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守常是李大钊的字。
这句话，不是谁都担得起的。
1920年12月，张申府坐船去了法国。他是以蔡元培秘书的身份，到里昂大学中国学院去教书的，同时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委托，在欧洲发展党员。
巴黎的日子过得很苦。他住在拉丁区一间小公寓里，白天教书，晚上写信往国内寄稿。
1921年3月，张申府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这一年，周恩来二十三岁。入党手续办得很快，张申府给国内写信汇报情况，用的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信笺。
没过多久，张申府和刘清扬结婚，两个人又转去德国。在柏林，周恩来找上门来，带来一个四川同乡给张申府认识。这个人就是朱德，他比张申府大七岁，那时是滇军的旅长，正在德国留学。
朱德找党的过程很不顺。他先去找过陈独秀，陈独秀没有同意他入党。张申府觉得朱德态度诚恳，真心想进步，可以做工作。他和周恩来一起做了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这件事，后来成了张申府革命生涯里最亮的一段履历。新中国总理和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只有他一个人。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张申府被聘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为军校苏联军事顾问担任翻译。他是军校里第一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政治部在军校一栋简朴的二层小楼里，张申府每天要处理一大堆文件，还要上课给学员讲政治课。月薪不少，足够他在广州市区租一间像样的房子。
可他只待了一个月就辞职了。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工作理念上与蒋介石、戴季陶产生了严重冲突。
他说走就走了，一点没有犹豫。
辞职之前，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戴季陶找到他，让他推荐接替的人。张申府当场写下一份十五人的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周恩来。他详细说了周恩来的能力和在欧洲期间的表现。
廖、戴两个人听了他的意见，马上向旅欧支部发了邀请电报。1924年秋天，周恩来到达广州，正式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从黄埔退出来了，推荐周恩来接替自己。这事，改写了他自己这一生的走向，也改写了周恩来的命运。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会。张申府在会上跟人吵了起来，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会场上越吵越僵，什么结果也没有吵出来。
会议讨论途中，他因激烈争执中途离场，当场当众宣称退党。李大钊和赵世炎都来劝他，让他再想想。他没有接受。他跟李大钊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李大钊没有再说什么。
于是这位建党元老，就这样从党的核心决策圈里彻底走了出去。
后来二十多年，张申府在大学里教书、翻译罗素的著作、参与组建民盟，一直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活动。他性格耿直执拗，遇事不肯妥协退让，很难调和组织内的意见分歧，再也沒有回到实际革命工作的中心去。
1948年，辽沈战役快打完了。张申府人在北平，日子过得紧巴巴。他注意到储安平编的《观察》杂志稿费开得不低，就写了一篇文章寄过去。
10月23日，这篇文章在《观察》第五卷第九期刊出来了，题目叫《呼吁和平》。文章说，国共再这样打下去，全国人都没法活了。他呼吁两边马上停战，恢复和平。写的那会，他用了“戡乱”、“剿匪”这样的词，是国民党官方报纸上的词汇。
文章一见报，马上炸了。
11月15日，民盟开会，宣布开除张申府的盟籍。1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批判文章，把他定性为“背叛民主、替国民党说话”的叛徒。12月16日，他妻子刘清扬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一则简短声明，宣布跟他断绝夫妻关系。
不到两个月，张申府的政治生命没有了，社会声誉没有了，家庭也散了。
他晚年跟身边人提过为啥要写那篇文章。一方面当时家中生计拮据，希望赚取稿费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他目睹战区百姓受难，主观上希望立即停止内战。这两层想法叠加在一起，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被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这个地方，就是他从前协助李大钊工作过的那座图书馆。这时他只是一名普通馆员，管外文书籍的采编，有时候给年轻同事讲讲目录学。
1957年，张申府被划为右派。特殊时期他又遭受冲击。1979年，他获得彻底平反，晚年担任了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每天准点上班，穿一件干净的蓝布中山装，吃食堂，话很少。偶尔有老熟人来看他，认出他来，也只是点点头，说几句闲话，旧事一概不提。
1979年以后，张申府的名字偶尔在党史资料征集里被提到，身份是建党早期的见证人。他接受过几次简短的访问，口述了一些旧事。在那些不多的对外发言里，他反反复复提两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和朱德，详细讲了当年在欧洲介绍他二人入党的经过。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三岁。1986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称其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追悼会来的人不多。有图书馆的老同事，有几个研究哲学的后辈。有人后来回忆，那天北京特别热，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张申府攒了一辈子的那些罗素著作和数学手稿，没有几个人真正翻过。
他书桌抽屉里还有些零散的旧纸片，上头用工整字迹抄着他年轻时发表过的政论标题。纸边已经泛黄了，墨迹也洇开了。
纵观张申府的一生，他早年为建党、旅欧建党、黄埔政治工作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绩。1925年负气退党，1948年不合时宜发文，两次关键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也成为党史上一个非常复杂、充满惋惜的代表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