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秋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一位81岁的台湾老人正在这里接受治疗，他就是曾经策划抓捕我党烈士朱枫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之岳。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开国将军张爱萍亲自前来探望这位曾经的死敌，这是怎么一回事？

若要领会这看似有些荒诞的历史片段，我们需将时间回溯到四十多年前，那个满是动荡的岁月。

那时的沈之岳并非善类，他的双手沾染着我们党同志的鲜血，尤其是朱枫案，致使我们党在台湾最为关键的情报网络不复存在。

那时朱枫这个名字似一道闪电划破黑暗，1949年11月，这位勇敢的女情报员从香港出发，肩负党组织托付的重大使命。

她要做的事情听来容易，实则极其危险：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从台湾带回大陆，这些情报的价值无法估量，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阵地兵力配备、台湾海峡海流资料，还有一份让蒋介石睡不着觉的文件——国民党在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

国民党高层将领吴石将军是这一情报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早已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失去兴趣，暗中向我党提供大量珍贵情报。

朱枫的任务为当信使，将那些情报安全送达大陆，吴石给她签发了特别通行证，一切看似都十分完美，从台湾飞往舟山，接着坐船回大陆，按理说是一天的路程。

命运却在最后关头开了个致命的玩笑。一个叛徒的供词暴露了整个行动。蒋介石听闻消息后极为恼怒，立刻命令搜查吴石的住所，还真寻得那份通行证的副本，沈之岳接到密令之时，恰为保密局浙江站站长，他当即知晓这是一个立功的良机。

沈之岳手段非常的凶狠，他在舟山沿海布下一张密得跟铁桶似的大网，对当地四五十万军民展开地毯式的排查。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简直是疯狂，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却被视为理所当然。朱枫最终还是被找到了，但她表现出的从容镇定让在场的特务都感到震撼。

1950年1月的舟山法庭内，朱枫身着淡绿色碎花旗袍，外搭深蓝色毛线衣，双手自然交叠于一处，倚靠着栏杆，神态犹如在自家客厅喝茶般悠然。

法庭中满是全副武装的法警，空气极为紧张，而她却十分淡定，这样的对比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勇士，不会被外界的恐吓所动摇。

朱枫知道自己的结局，也知道党组织的纪律。在被押往台湾的路上，她做出了最后的抗争。拘留室里，她从皮衣夹缝中取出随身携带的金链和金镯，总重二两多的黄金被她分四次吞下。

她能想到的最为决绝的办法，便是以生命来保守党的秘密，特务发现后赶忙送她去医院，将那些金属物品取出，朱枫最后一次努力依旧未获成功。

沈之岳因为这个案子在蒋氏父子面前狠狠出了回风头，破获朱枫案不光切断了我方在台湾的重要情报线，还让蒋介石见识到沈之岳的能力和忠心，打这以后，这位特务头子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就飞黄腾达了。

提及此处，得回溯讲讲沈之岳的另一段传奇经历，1938年，他做过一桩更为惊险之事，潜伏延安。

那时他化名“沈辉”，以教授助手身份潜入革命圣地，戴笠交给他的任务很明确：深入共产党核心，获取关键情报。

在延安期间，沈之岳表现还算可以，他主动参与各类活动，对马列著作掌握得很熟练，和同志们相处比较融洽，就连康生对他也留下较深印象。

康生当着罗瑞卿的面夸奖这个年轻人，还要求大家改变对国统区进步青年的偏见。就这样沈之岳竟然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延安的保卫工作着实严密，沈之岳混入了核心机关，却一直无法接触到真正的机密，中央警卫营组建好之后，安全防护更严实；他在抗大学习时表现还可以，毕业后被分到中央机关做收发工作，不过任职时间不长没多少机会深入接触重要信息。

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沈之岳于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一张折起的烟盒纸，上面以暗语写就接头信息，约定次日中午在甘泉县杜甫祠堂碰面，这是他在潜伏之前与毛人凤约定的紧急联络办法，突然出现必定是有重要任务。

那一晚沈之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去或者不去？这个抉择或许关乎他的生死，待天亮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去。

他凭直觉觉得，此时贸然赴约风险大，几天后事实印证了他的想法，有消息传来，边区保卫处抓获一名可疑僧人，顺着此线索侦破了整个“汉训班”案件，三十多个特务均被抓捕，其中就有约他见面的联络员。

一张烟纸救了沈之岳的命，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他永远都是外人。

1943年，他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趁机金蝉脱壳，用化名“李国栋”在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正式回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戴笠对沈之岳的经历非常满意。能在延安潜伏数年还全身而退的特务，整个军统系统里也找不出几个。这段经历使沈之岳的特务生涯有了极为关键的一段，也为他日后能够发达奠定了根基。

20世纪50年代初，沈之岳被调到大陈岛去当政治部主任，和蒋经国一起工作，他俩心里都清楚，解放军打过来那就是个时间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沈之岳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蒋介石逃至台湾后，心中最为牵挂的便是老家奉化的祖坟与故居，他的母亲安葬在那里，童年的回忆也留存于彼处，每念及此，便让他内心难以平静。

沈之岳察觉到了这一点，打定主意冒险，他派了靠谱的手下偷偷返回大陆，这趟行动风险挺高的，得穿过好些封锁线，进到浙江内陆去。

执行任务的人员带着照相机来到奉化溪口，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一处处仔细拍摄。

照片洗出来厚厚一沓，沈之岳亲自送到蒋介石面前。当这位威权领袖一张张翻看故乡的照片时，竟然老泪纵横。从那以后，蒋氏父子对沈之岳的信任又上了一个台阶。

1955年，张爱萍指挥一江山岛战役，此乃解放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经过战斗，国军守岛指挥官王生明阵亡，副指挥官王辅弼被俘，大陈岛成了孤岛。

美国这时候跳出来调停，通过苏联向中方提出暂停攻击，由美军派军舰将岛上军民撤走，大陈列岛所辖十六个岛屿交还我方。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平民，我方同意了这个方案。

大陈岛上，沈之岳与蒋经国就这般灰溜溜地离去，这次失败给国民党带来沉重打击，可对于沈之岳个人而言，并非是致命的伤害，他的特务生涯还将延续好些年，直至1991年那个深秋的午后。

那次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会面，至今仍颇为神秘，沈之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不杀之恩，张爱萍则笑着回应：“那你要感谢毛主席，要是我就不会放过你”。这句话听起来轻松，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为什么一个双手沾满我党烈士鲜血的特务头子，能够在生命最后阶段得到如此礼遇？外界对此有各种猜测，有人说张爱萍曾为沈之岳写过挽联：“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之后张爱萍的夫人李幼兰出来澄清，张将军压根儿没写过这么个挽联；罗青长的儿子罗振也明确表示说，他父亲跟张爱萍可没承认沈之岳是“两面间谍”。

真相或许始终是个谜，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晰：我们党对待沈之岳的态度，彰显了“各为其主”这般的历史观，公安部部长王芳曾提到这样一个情况：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时，我们本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将他抓获，却最终没实施抓捕还把他放走了，这件事确实值得好好思索。

若沈之岳真为从延安叛变之叛徒，这样我党定会更严厉处置，历史中我党对叛徒向来毫不留情，此乃铁律。

对沈之岳相对客气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一个事实：他虽然是敌人，但不是叛徒。敌人可以是要消灭的目标，也可以是要争取的对象。叛徒只有消灭一途。

1992年，沈之岳在台北去世，终年八十二岁，这位在国共隐蔽战线上奔波大半辈子的人，就此从历史舞台消失，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也有一些争议。

有人说他是职业军人，为主尽忠；有人说他是刽子手，双手沾血。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衡量。

朱枫烈士当年在舟山法庭上的从容神情，或许早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真正的信仰者，从来不需要用敌人的态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沈之岳晚年在北京所受的礼遇，恰好彰显出新中国的自信与淡定，此自信源自对历史的客观认知，源自对未来的笃定信念。

那次跨越海峡的相逢，胜过千言万语的表述，历史的长河不断向前奔涌，恩怨情仇终究都会成为过往之事；不过那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的英雄们，会永远留存于人民心间，这或许就是历史想要向我们昭示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