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安东站就要建成了。随着西安东站的建成，西武高铁、西渝高铁也都将相继通车。据说，从西安到武汉，或者从武汉到西安，只需要3个半小时。

3个半小时，真的好快，早上在武汉吃热干面，中午就能在西安吃油泼面。想当年，两地之间的特快列车，也要18个小时，就这还是第一次铁路大提速之后的“特快”速度。

那些个当年，在武汉上大学的我，就一次次地往返在这18个小时的列车上，两地直达的空调车坐过，过路的绿皮车也坐过，夏天的暑假冬天的寒假坐过，既不是夏天的暑假也不是冬天的寒假的时候，也坐过一回。

那一回，也是唯一一回，就是非寒非暑的那年4月，一趟过路武汉、终点西安的绿皮车。

二

4月是大学的运动季，差不多每个大学，都在那时候开运动会。那时候的我，一点都不爱运动，更没有什么运动天赋。因而，当同学们都在操场上或身姿矫健或加油呐喊的时候，我和一个舍友，却逮空挤上了广州经停武汉到西安的绿皮车。

舍友是地地道道的武汉城里娃，而且还是富二代，他临时起意，要跟我到西安逛。本来，按人家的经济实力，别说是空调直达车的硬座，就是卧铺也都随随便便买了。但是，为了迁就我一个陕西穷孩子，也只好买了过路绿皮车的无座票。

印象中，那时候武汉到西安的绿皮车，一张票好像只要三四十块钱。因为不是假期，买不了学生半价票。连同车票在内，我的预算是200元，住宿计划的是西安同学的宿舍。200元相当于当时我一个多月的生活费，硬是从每个月的饭钱里省出来的。舍友钱包充实，预算是我的几倍不止，打算住宾馆。

顺利上了车，不成想又遇到一个熟人。确切地说只是我的熟人，比我高一级的同校同专业的老乡师兄。我刚入校的时候，他还专门到我们宿舍找过我，又住在同一栋宿舍楼，便有了经常性的来往。

师兄家是咸阳北部某县的，也是趁着运动会的时间回陕。不同于我们是寻故旅游，他是回家看望在挖土时不幸被塌下来的土压断了腿的父亲。还有，他是只用一块钱买了一张站台票，逃票上的车。

师兄的家庭经济情况貌似也不太好，现在父亲又出了事，肯定是想着怎么省钱怎么来。他毫不隐晦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并希望我们帮忙，如果车上查票的时候他先躲到后面去，等我们被查过票了，谁再给他送一张票过来。

那时候的火车票，还不是实名制。

我们自然答应了。舍友问，那你下车了咋办？师兄说，没事，我顺着铁轨走到车站外面去。

做好了车上应对查票的一切准备，不成想，一路上18个小时，这趟车居然难得地一次票都没有查。

三

大概是车上太过顺利，下车出站的时候就有些大意了，想着车上都没事，出站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师兄没有按既定的计划从铁轨绕行，而是和我们一起，跟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往出站口走。边走边叮咛我们说，一会检票，你们就说我是来接你俩的。

到了检票口，我们俩呈上了车票，工作人员看过之后随即问师兄，你的票呢？

师兄用陕西话说，我是来接他俩的，买的站台票不小心丢了。他希望补一张站台票就能过关。

然而，检票的铁警，大概见识过太多这样的小伎俩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话，而是把师兄带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房子，同时，收走了我和舍友的火车票和学生证，勒令我们在外面等着。

我俩就满怀忐忑地等在外面，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直等到通道里走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熙熙攘攘，迎来了一会又一会的冷冷清清。

其间不时会有来来去去的车站工作人员问，这俩人是咋回事？便有人回答，有人逃票，他俩是一伙的。

那时候我们也就十八九岁，站在那里就像两个供人观瞻的坏蛋分子。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小房子的门打开了，警察喊我们进去。

屋子里，师兄衣衫不整，眼眶发红，有没有挨打不知道，但肯定是被里里外外搜过身的，脸上混杂着屈辱、悲伤、沮丧。桌子上，扔着我们的车票和学生证，以及钥匙和大概十来块钱的零钱，应该是从师兄身上搜出来的。

警察说，到底咋回事，老老实实说清楚。

舍友还想说师兄是来接我们的，师兄却先开了口说，就如实说吧，我是逃票的，你俩没逃票。

我和舍友面面相觑了一小会，也就都如实说了。

警察说，你们俩虽然没有逃票，但给逃票的做掩护，也属于同犯，鉴于你们是学生就不追究了。你们同学本来需要补票加罚款，鉴于他家中的情况，可以不罚款，但票必须补，他身上就这点钱，你们谁给他借钱把票补了？

舍友知道我身上也没几个钱，便从自己身上掏了一百块。然后，警察让我们拿了自己的车票和学生证走了，师兄还被留在那里补票和继续接受再教育。

四

一开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次顺利的行程。

返回武汉的时候发生了更加惊心动魄的事，那却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就在这中间，我的事情进展得一点都不好。舍友的钱，在刚到西安的第一天，就在大雁塔下面被偷了。这下，不但住宾馆的计划落空了得跟我一起挤西安同学的宿舍，连开销都是找我的西安同学借的。

再加上返程的时候遇到了更多的不堪回首，我们俩在西安回武汉的绿皮车上，心情都糟糕到了极点。

然而，下了火车，回到自己熟悉的地盘，舍友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跟你那个老乡说一下，那一百块钱不用还了。

我不知道咋样跟师兄说。也还没等到我说，当天晚上，师兄就来了我们宿舍，来还那一百块钱。

舍友说，不用了不用了。

师兄说，那怎么行。硬把钱放下走了。

五

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舍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城里人，白净而挺拔，却从来不说武汉话也压根不会说武汉话。武汉的作家池莉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个武汉地痞威胁一个北京知青，“哦豁，汉正街居然冒出一个敢叫板的普通话”，可见在很长的年代，不会说武汉话就被默认为外地人，是要挨宰被欺凌的。舍友是武汉人，却就是不说武汉话，这在这座九头鸟的城市里，着实是一个异端。

师兄是咸阳北部县农村的，面孔黝黑，个头不高但很结实，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渭北口音。

两个差异很大原本毫无关联的人，一个不会说武汉话的武汉人，一个普通话说得很不好的陕西人，却在那年的那列火车的逃票事件中，发生了那样的交集。

师兄毕业后进了总部在武汉的央企，随即就被派赴西安的分公司，之后便再无联络也再无音讯。

我们晚一年毕业，舍友先是在武汉的几家单位兜兜转转，后来终还是进了同一家央企，基本一直都在武汉发展，现在已经是高管序列了，依旧白白净净，帅气挺拔。

也不知道他们，在偶尔坐火车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那年的绿皮车，想起曾经的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