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地质考古研究，彼时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温润多雨，再加上公元前1920年左右黄河上游积石峡爆发超级大洪水（流量约为黄河正常流量的500倍以上），叠加古黄河改道、淮河淤积等地理因素，最终引发流域性泛滥。
洪水席卷淮、泗流域，泰山以西至沂蒙以南、苏北地区沦为一片汪洋，《尚书·尧典》中“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记载，正是这场浩劫的真实写照，既有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也得到了现代考古的印证。
滔滔洪水吞噬农田、摧毁居所，先民被迫弃家迁徙，以木为舟、栖身于高山土丘之上，正常农耕与生活秩序彻底崩塌，只能在洪荒孤岛中束手无策、望水兴叹。
这场持续日久的水患，不仅威胁着先民的生存，更考验着部落联盟的凝聚力与治理能力。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召集各部落首领共商治洪良策，众首领一致举荐鲧出任治水首领。
鲧，史称崇伯，是尧帝的重臣，也是禹的父亲。
尧深知鲧性格刚愎暴躁，担忧其难以胜任，但彼时暂无更合适的人选，治洪又迫在眉睫，便姑且任命鲧主持治水事宜。
鲧治水的核心思路是“堵”，他率领民众用泥土筑起高大堤埂，试图将洪水围堵在固定区域，阻止其四处蔓延。
然而，洪水势大力猛，远超堤埂承载极限，即便反复加高加固，堤坝仍屡屡被冲垮，洪水泛滥愈发频繁。
鲧东堵西补、疲于奔命，耗时九年耗尽大量人力物力，治水却毫无成效。情急之下，鲧盗取了天帝的宝物“息壤”。
这是一种能自生自长、取之不尽的神土，他试图用息壤堆积成堤，彻底掩埋洪水，却因违背水势自然流动的规律，未能遏制洪灾，反而加剧了局部水患。
鲧擅自盗取息壤、治水无功，触怒天帝，天帝下令火神祝融将其诛杀于羽山之野。
需说明的是，“天帝震怒”“息壤”等情节属于上古神话传说，是先民对治水困境的浪漫化解读，而鲧治水失败的核心，本质是彼时生产力落后、治水思路违背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
上古先民治理洪灾尚处于摸索阶段，挫折与失误难以避免。鲧虽未成功，却为后续治水积累了宝贵经验。
他的“堵水”之法虽不可取，却让先民意识到顺应水势的重要性，为大禹治水指明了改进方向。
后来尧禅位于舜，舜亲赴各地视察水患，见鲧的儿子禹已长大成人，器宇轩昂、沉稳有谋，兼具吃苦耐劳的品性，便任命禹接续父亲未竟的治水事业，同时派遣后稷、伯益、皋陶等人辅佐他，明确分工、协同治水。
伯益负责勘察山林、疏导沼泽、传授民众畜牧之法，后稷主管农耕恢复、指导先民开垦种植，皋陶负责协调部落关系、制定治水秩序与刑律，形成了全方位的治水团队。
禹感念父亲“功之不成受诛”的悲剧，立下“必平水患、拯救苍生”的誓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他并未盲目动工，而是率先带领团队开展全域勘察，践行“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勘测理念，随身携带准绳、规矩等原始测量工具，跋山涉水追溯黄河、淮河等大河源头，走遍洪水泛滥的每一片区域，详细记录地形地貌、水流行向，在关键地段堆积石块、砍伐树木作为标记，为治水方案制定提供精准依据。
彼时气候恶劣、工具简陋，勘察之路艰险重重，史料记载他们“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曾多次遭遇山洪爆发，不少同伴被洪水卷走、被山石砸伤，却始终未曾退缩。
经过全面勘察与反复研判，禹认识到父亲单纯“堵水”的弊端。
洪水无路可走时，必然冲垮堤坝，唯有顺应水势、疏堵结合，才能彻底根治水患。
他摒弃了“唯堵是举”的思路，确立“以疏为主、疏堵兼顾”的治水策略：一是拓宽加深黄河主干河道，保障洪水顺畅通行；
二是疏通支流河道，引导支流汇入主干，避免支流淤塞泛滥；
三是加固关键河段堤埂，遏制洪水漫溢，弥补疏导之法的不足（三国韦昭曾注解，大禹“修鲧之功”，并未完全否定堵水之法，而是因地制宜灵活运用）；
四是清理低洼地带淤积，划分陆地与湖泽，疏通大小湖泽与河道的连通渠道，让汛期多余洪水能汇入湖泽储存，既化解水患，又为农耕储备水源。
治水方案确定后，禹亲自率领民众，带着石斧、石刀、石铲、木耒等简陋工具，开启了耗时十三年的治水征程（有史料说是“十年”，据《尚书》《史记》及西周遂公盨铭文记载，大禹治水实际耗时十三年）。
他事事身先士卒，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同乐，风餐露宿、粗衣淡饭，即便劳累得“腓无胈，胫无毛”，大腿消瘦无肉、小腿汗毛磨尽，也从未懈怠。
《庄子·天下》中曾虔敬记述其功绩：“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精准勾勒出他舍身治水的形象。
治水过程中，禹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壮举。
在河南洛阳南郊的秦岭余脉（延伸至中岳嵩山），山间有一条九曲回环的狭窄水道，水量小时涓涓细流，山洪爆发时则汹涌溢出、危害百姓。
禹率领民众集中力量，将这条水道拓宽、凿深、拉直，攻克坚硬山石的阻碍，历经数年艰辛，终于凿出一条宽阔水道，让山洪得以顺畅奔涌下游，彻底解除了当地的水患威胁。
这一工程，也成为大禹治水“因地制宜、疏导攻坚”的典型范例。
更令人动容的是禹的公而忘私。
他新婚仅四天，便告别妻子涂山氏，奔赴治水前线，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
第一次路过家门，听闻妻子分娩、婴儿啼哭，他强忍思念，继续前行；
第二次路过，看到孩子已能扶着门框站立，仍未驻足；
第三次路过，孩子已能奔跑呼喊，他却因治水紧急，匆匆挥手离去。这种舍家为国、心系苍生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流传至今。
十三年间，禹的足迹踏遍华夏九州，翻越千山万水、疏通千条河渠，终于彻底制服了洪灾。
《史记·夏本纪》中“淮沂其治，蒙羽其艺”，便是对治水成效的记载，淮河、沂水流经的蒙山、羽山之间，原本泛滥的河道被彻底疏通，拥堵的洪水被引入大海；
低洼地带形成了微山、东平、钜野、骆马等蓄水洼地（有些史料将其统称“四渎”，其实“四渎”是后世对江、河、淮、济四条大河的称谓，并非湖泊），为农耕提供了充足水源。
洪水退去后，大片良田与桑土显露，先民陆续返乡，重拾农耕，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大禹治水的传说，并非单纯的神话叙事，而是华夏先民与自然抗争的真实历史缩影。
2002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刻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铭文，与《尚书》《史记》的记载高度契合，证实西周时期便有大禹治水的严谨传承；
安徽蚌埠涂山禹会村遗址（距今约4100年，与大禹时代相符），发现的大型祭祀台基、礼仪器物，印证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历史事件，为治水传说提供了坚实的考古支撑。
这场治水斗争，更凝聚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毅不屈、公而忘私、万众一心的精神内核，成为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之一。
治水过程中，禹走遍中原各地，全面了解了各州的土地物产、地形地貌与民俗风情。
水患平息后，他顺应部落联盟发展的需求，将天下划分为青、兖、徐、扬、梁、豫、冀、荆、雍九州，制定了各地适配的贡品赋税标准，规范了部落联盟的治理秩序，打破了地域壁垒，推动了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真正形成了天下归一、万众同心的大好局面，为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因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禹被后世尊称为“大禹”，成为先民敬仰的英雄领袖。
舜年老后，效仿尧的做法，召开部落联盟会议物色继承人，众部落首领一致推选禹。
最终，舜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禹，大禹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核心领袖，后续逐步建立起夏朝，开启了华夏王朝的历史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