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儿说起来得从李鹏小时候的那些经历讲起。他父亲早年就牺牲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他过日子，日子过得不容易。1939年夏天，母亲在重庆那边做保育院的工作，邓颖超正好在成都参加会议，就联系上了李鹏。那时候李鹏在当地学校上学，遇到日军轰炸受了点伤，邓颖超见到他以后，商量着把他带到重庆去，好让母亲那边照顾得方便些。到了重庆，邓颖超安排他在曾家岩的办公地方住下，跟她一起吃住，还找医生给他处理伤口，伤慢慢好了起来。后来又让他去附近的学校继续读书，这样一步步安顿下来。

1940年秋天，李鹏接到通知要准备去延安，先赶到重庆的办事处。到了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跟他聊了几句家常，邓颖超也在场。之后李鹏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待了一阵子，就在那儿跟邓颖超一起拍了张照片。那张照片里两个人站得很近，李鹏当时12岁，从那以后就一直叫她邓妈妈。这个称呼不是随便叫的，因为邓颖超对烈士子女的照顾一直是这样，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帮忙安排学习和生活，其他烈士家的孩子也都是这么叫的。李鹏后来在回忆里专门说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关心的烈士后代不止他一个，大家都是把他们当革命前辈来尊敬。

从重庆到延安以后，李鹏在那边上了几年学，每过一段时间就去看看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学习情况，他们也一直过问他的进步。1945年他加入了党组织，1948年又去苏联学习水电专业，回来以后主动到基层水电厂干活，一步步从技术岗位做起。1955年从苏联毕业回国后，他先在东北的发电厂工作，慢慢积累经验，后来跟朱琳结婚，家里有了孩子，生活也越来越稳定。他在电力系统干了二十多年，从厂里到部里，负责过不少工程项目，工作一直很踏实。

时间过得快，转眼就到了1986年。李鹏当时已经担任重要职务，带着夫人朱琳还有家里人，一起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那次探望，大家坐下来聊了聊过去的事，邓颖超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临走前拍了张合影，照片里李鹏和朱琳站在邓颖超身边，位置安排得自然，记录下了这次见面。46年前那张重庆的照片，跟1986年的这张北京照片，隔了这么多年，却把两段经历连在一起了。早年间邓颖超在重庆帮忙照顾，安排住处和读书，后来李鹏长大工作，成了国家干部，又回来探望，这种来往一直没断过。

李鹏一家后来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做事，长子学电力，参与过水电站项目，女儿也在电力领域从基层干起，儿子参军入伍，一家人都是靠自己努力。邓颖超对烈士子女的这种关心，在革命年代帮了不少人，李鹏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从1939年成都的安排，到1940年重庆的合影，再到1986年中南海的探望，这些事儿连起来看，就是老一辈革命者对后代的实际帮扶，一环扣一环，没有中断。李鹏在工作中一直记着这些经历，干活的时候注重实际，抓工程也抓得细。

说到底，这种关系就是革命队伍里的传承。父亲牺牲后，母亲带着李鹏东躲西藏，党组织一直没丢下他们。邓颖超在重庆保育院那边出力，母亲在那儿干了六年多，收容了不少孩子。李鹏自己从重庆到延安，再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厂里从头做起，这些步骤都是按当时条件一步步走的。1986年的探望，也是平时工作间隙的正常来往，拍照片就是留个纪念，没有特别的仪式。大家聊的也是过去那些事儿，互相问问身体和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