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要从1985年冬天说起。那时候叶飞老将军正在北京住院治病，身体情况不太好。工作人员走进病房，把小女儿叶之枫被逮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完以后只是叹了口气，说了那句话。这句话传出去以后，在老干部中间被不少人提起，成了当时一个让人感慨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要往前推到1984年11月。那一年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价格双轨制在推行，计划内物资按平价供应，计划外按市场价格走，进口汽车指标管理就成了一个关键环节。叶之枫当时在国家经委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担任副处长，主要负责专项进口汽车的审批工作。张常胜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的职员，因为业务对接的关系在那个时候接触到叶之枫。从接触以后到1985年4月这段时间，叶之枫把国家专项进口汽车谈判的内部底价和一些政策调整的关键信息，通过张常胜转给了外商和港商。这些信息让外商在谈判的时候总能掌握主动，中方单位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得接受对方提出的价格，国家在汽车进口项目上因此多花了钱。

叶之枫在审批过程中，还对深圳中华汽车公司和重庆长安机器制造厂等单位的进口汽车散件手续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按照指定价格和时间签订合同。在国家进口汽车政策有变动的时候，她还安排通过张常胜通知相关方面采取倒签合同日期的办法，来掩盖政策调整的事实。这些操作直接影响了国家进口汽车合同的签订结果。张常胜则负责把信息传递出去，并且索取和收受了外商港商给的好处，其中一部分又分给了叶之枫。叶之枫自己也直接收受了港商提供的冷暖风机、电子闹钟等物品，还在办理北京212吉普车购买手续的时候收了港币和人民币以及东芝彩色电视机这样的东西。

1985年冬天，国家经委进口部门的领导在核对进口汽车项目数据的时候，发现了好几份合同的外商报价总是能精准贴近中方的内部底线，这里面明显有问题。领导马上组织人手展开秘密调查，先从合同记录和往来痕迹入手，一步步查到了张常胜出卖信息的证据。调查组顺着线索往下挖，很快就锁定了叶之枫是信息来源的核心对象。办案人员收集了通话记录、书信复印件和资金转移痕迹这些材料。1985年10月30日，张常胜被公安机关逮捕。被捕以后，他把跟叶之枫合作的所有情况都交代了出来。11月28日，叶之枫在工作地点被带走接受审查。面对摆出来的证据，叶之枫承认了自己提供信息和收受好处的行为。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在1986年2月21日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3月7日，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不公开审理。3月2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常胜犯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收受贿赂罪和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叶之枫犯有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和收受贿赂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法院同时判处追缴全部赃款赃物，没收张常胜全部个人财产和叶之枫部分个人财产。张常胜提出上诉，说自己不是主犯，而且被捕后如实交代并揭发他人。叶之枫也提出上诉，说自己不是有意泄露国家机密。4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案，认定两人相互勾结，密切配合，都是本案主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后来把这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强调了经济领域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叶之枫服刑期间，开始练习绘画。监狱里的条件有限，她就用毛巾和牙刷这些简单工具，在墙上反复练习线条和墨色变化，一练就是好几年。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专家到监狱开展活动，看了她的作品以后，认可了创作水平，授予她国家高级美术师的称号。1999年3月，因为服刑期间表现符合减刑规定，她提前获得释放。

出狱以后，叶之枫把主要精力放在书画创作上。她早年对绘画就有兴趣，出狱后系统跟着启功先生学习技法，每周去指定地点听课，认真记录笔法要点，回家后反复临摹调整。启功先生逐一指出运笔和墨汁使用上的细节，她当场修改作品。她创作了不少大写意花鸟作品，其中一幅松鹤图参加正式展览，挂在展览现场的指定位置，供参观者依次观看。她的画作风格以沉稳线条和内敛墨色为主，在展览中获得了认可。她先后在福建福州、江苏南京和无锡举办个人画展，每次展览前都仔细检查作品细节，按程序布置展厅。

部分画作通过拍卖出售，她把拍卖得来的所有款项都捐献出去，主要用于支持闽东山区小学教育，还专门设立了青少年书画基金，给山里的孩子提供学习用品。这些公益活动她都亲自参与，从准备作品到完成捐赠手续，一步步落实。整个过程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没有借助任何特殊关系。案件从开始到判决，再到服刑和出狱后的转变，都按照法律规定一步步走完，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