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2010年12月，济南一位102岁的老人平静离世。

邻居来送行，没人知道——这个满口济南话的佝偻老头，当年是一名侵华日军。

他只留下一条遗嘱：把遗体捐给医学院供解剖，家产分文不留。

这个日本人藏身中国72年，一颗子弹没打，却用一辈子干了一件感动全中国人的事。

1908年，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一个医学世家。

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坐诊大夫，家里书架上摆满了厚厚的医书，诊室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草药的气味。

这种气味伴着山崎宏长大，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学医，像父亲那样治病救人。

后来父母相继离世，他跟着已成家立业的哥哥姐姐生活。兄姐们勒紧裤腰带，供他读完了医科大学。他立志毕业之后开一家诊所，把父亲的手艺传下去。

可这一切，都在1937年7月戛然而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政府随即在全国颁下征兵令：每家每户必须出人参军，违令者就地枪毙。命令下得极为严苛，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山崎宏那年29岁，家里几个兄弟，哥哥们全都已经成家，有妻儿老小等着他们回家。山崎宏看了看，一咬牙，自己顶上了。

"让有家室的哥哥去，我不忍心。"

就这样，一个立志行医的青年被塞进日军军装，分配到侵华日军第10师团，干了个随军兽医的差事，专门负责给军马治病。他心想：兽医嘛，管马就是管马，总归离前线远一些。

他完全想错了。

1937年9月，部队从天津塘沽登陆，踏上中国土地。从第一天起，山崎宏就看见了他不该看见的东西。

他所在的赤柴部队每攻占一处，烧村庄、抢粮食、杀平民，毫不停歇，老人、妇孺没有任何区别。

日本政府在国内宣传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山崎宏眼里早就成了笑话，那些宣传语和他眼前发生的，根本对不上号。

让他真正崩溃的，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一个具体场景。

一个日本兵把一名中国妇女怀里的婴儿强行抢过来，因为孩子一直哭个不停，让他觉得烦了，就用双手死死掐住孩子的脖子。

山崎宏冲上去阻拦，被旁边的人拉死，动弹不得。他眼睁睁看着那一切，什么都做不了。

那一刻，某样东西在他心里彻底断裂了。

他彻底明白了一件事：那些所谓的宣传，所谓的使命，所谓的"为国征战"，全是遮羞布。他没有办法改变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但他至少可以不让自己的手沾上那些血。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在等机会。哪怕被抓住枪毙，也要逃。

1938年3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军营守备松懈。山崎宏脱掉军装，换上平民衣裳，悄无声息地溜出营地，拼命往东跑。

身上没有一分钱，不懂汉语，害怕暴露身份，只能装哑巴，靠一路乞讨果腹。他在心里盘算：山东半岛离日本最近，找个港口，想办法回家。

他跑了整整四天四夜。

饿到第四天，他两腿发软，直接倒在了一户农民家门口，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那对夫妇打开门，看见一个形容枯槁的陌生人趴在台阶上。更奇怪的是，他身上还带着日军的痕迹，这摆明了是个敌方士兵。

换任何一个正常人，第一反应都该是报官，或者直接把人赶走。但那对夫妇没有。

他们把山崎宏搀进屋，倒来热水让他暖身，拿出家里剩的口粮让他吃，又翻出一套旧棉衣帮他换上。

山崎宏一句汉语说不出，什么解释都给不了，就那么愣愣地坐在那里，看着对面两个陌生的中国人，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他晚年每次提起这件事，声音都是颤的："那对夫妇的恩情，我磕一个头也还不了。"

几天后，他一路乞讨走到了山东济南。本来打算继续往东走，越靠近海越好回日本。但到了济南，又有中国人给他吃的，给他水喝，没有人因为他的模样把他当成敌人。

山崎宏停下来了，一步都没再往前走。

他在心里做了个决定——不走了。"留下来赎罪，留下来报恩。"

他改了个汉族名字，隐瞒身份，在日军控制的济南铁路局仓库里谋了份看仓的差事。领班交代：有中国人夜里来偷东西，要严加看管。

山崎宏嘴上应承，心里清楚得很，那仓库里的东西，哪一样不是从中国百姓家里搜刮来的？

于是他有了套自己的"看仓方法"：夜里听见动静，先装睡；手实在痒了，还亲自搭把手。

有天夜里，三个年轻人正从窗口往外扯毛毯，毯子勾住了，半天扯不出来。山崎宏走过去，啪的一声直接把毛毯扔出窗外。

三人愣住，溜进来一看，这时巡逻队走近了。

他招手示意，三人立刻钻进床底，巡逻队走后，他又额外塞给三人两卷毛毯，挥挥手让他们快走。

没人说话，但彼此都明白了彼此是什么人。

后来日军怀疑仓库频繁"漏货"，把山崎宏叫去审问。他咬死不认，没有证据，被放了出来。三个年轻人得知消息，专程找上门，跟他结拜，还带他回家，让父母认了他做义子。

就是这对中国义父义母，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逃难到济南的女子为妻。

从此，这个日本逃兵在异乡有了家，有了根。

1945年日本战败，大批侨民开始撤离中国。山崎宏没走。他给日本的家人写信告知决定，哥哥姐姐的回信很快来了：你回来吧，这边工作都安排好了，月薪至少三十万日元。

他只回了俩字：不回。

随后，他在济南开了家小诊所，一边接诊，一边苦学中医，几年下来专攻了儿科。附近居民渐渐传开：胡同里有个"山大夫"，看病管用，穷人来了不收钱。

不只不收钱，遇上行动不便的病人，他背起药箱就上门。那年头没有路灯，一手提着煤油灯，一手拄根防野狗的棍子，刮风下雨照去不误。

诊所后来经改制并入卫生院，领导几次提出给他涨工资，被他婉拒：有吃有喝，够了。他的月薪就此钉在83.6元，整整二十年没动过。

1976年，将近七十岁的山崎宏第一次回了趟日本，看望几十年不见的兄弟姐妹。

家人见到他，拉住手不肯放，再次劝他留下。他们把话说得很详细：这边有工作，有房子，每月日本政府还有养老金，生活体面，不必再在中国受苦。

山崎宏在日本安静地住了一段时间，和哥哥姐姐一起吃了几次饭，看了看曾经长大的地方，想了很多。然后，他收拾行李，买了张回济南的机票。

但他带走了一样东西：一台彩色电视机，是给家里人买的。

临走前，他还把多年收集的书籍全部整理打包，一万多册，悉数捐给济南市图书馆。

那个年代，一台彩色电视机是了不起的稀罕物，一万册书更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老街坊们都说：这个日本老头，心里装着咱济南人。

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只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了下来："我成为逃兵的那天，就已经死了。活下来的这条命，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多年来，他每年从日本政府领到的养老金，每次到账都全数捐出，一分不留给自己。

他的女儿直到1983年，才偶然发现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的身份。她震惊，哭着去问他："爸，您真的是侵华日军？"

山崎宏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轻声说道："那是中国人不叫我鬼子了……我是个逃兵，没有对中国人开过一枪……懂得感恩的人，才配做人，才配谈感情……现在好了，要珍惜！"

2007年，虚岁一百的山崎宏过生日，把家人叫到跟前，提了最后一个请求："等我走了，把遗体捐给医院做研究用吧。这大概是我最后一个心愿了。"

说起来轻巧，办起来极为曲折。他是日本国籍，这种情况在济南毫无先例，红十字会无章可循，只能一再搁置申请。

他就一次次重新递交材料。连续申请了整整四年，才终于获批。

就在遗体捐献申请获批后不久，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专程委托驻华大使馆，向山崎宏颁发了表彰状，以肯定他数十年为中日民间友好作出的贡献。

那时他已经101岁，但每天仍然坚持出诊三个小时，继续接待前来求医的病人。

一口地道的济南腔，一身普通的中式旧棉袄，走在街上和本地老头毫无二致。街坊们不叫他"山崎宏"，亲切地喊他"山大爷"。

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在济南家中平静离世，享年102岁。

就在离世的前一天，他还给人看了病。第二天，家人与红十字会联合举行了遗体捐献仪式。来送行的街坊很多，很多。

这座城市里的普通居民，不知道他曾经穿过那身让人憎恶的军装，只知道那是老诊所里几十年免费给穷人看病的山大夫，那个几十年把自己几乎全部收入都捐出去的人。

从1938年逃出军营，到2010年离世，整整七十二年。

他用七十二年的行动，给那段沉重的历史，一笔一划写下了一份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的赎罪答卷。

【主要信源】

1. 《那个侵华日军逃兵自愿留在中国，用一生谢罪》，江西网警，2022年2月

2. 《日本赎罪老兵去世后捐献遗体》，桐庐新闻网，201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