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和沈醉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总能让人想起解放战争后期那些谍报系统的旧事。徐远举早年进了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先在军队干过，后来直接转到军统系统，1940年代后期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少将军衔，手里管着西南地区的特务活动。

1949年9月到11月，他在重庆那边直接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搜捕行动，白公馆和渣滓洞那边的不少事情都跟他有直接关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12月，他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后来押回重庆关押，1956年跟一批战犯一起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沈醉18岁就加入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资格老，28岁就升到少将。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军统局本部干过总务处长，后来又当过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和云南专员公署主任。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时，他协助卢汉做了些工作，签了起义通电，但还是被当成战犯抓起来，先在昆明和重庆关押，1956年也转到功德林。

杜聿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淮海战役中被俘，同期进了同一管理所。三个人在功德林都参加劳动改造和思想学习，缝纫、农场干活、写材料这些日常都一样。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战争罪犯的消息，明确说在建国十周年时，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功德林里很多人看到报纸后情绪波动大，徐远举当时负责分发报纸，他先看到内容，就注意到了关键字眼“一批”而不是全部。他根据这个分析，第一批特赦不会把所有人都放出去，只会选一部分，重点是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情报系统的人暂时排在后面。

他这个判断落到了实处，12月4日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全国33名，其中功德林10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曾扩情、杨伯涛，徐远举和沈醉都没在里面。

徐远举第二次判断也准了。那段时间管理所有摄影记者来拍资料片，他观察到镜头重点对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这些人，军统背景的人基本没怎么拍。

他就推断，这些被重点记录的人很可能出现在第一批名单里，结果名单出来完全对得上。沈醉当时觉得自己改造表现积极，又有云南起义那段经历，以为罪行轻的会优先，结果他猜的跟实际完全不一样。

名单公布后，大家讨论特赦条件，徐远举第三次开口。他说特赦要求改造期满十年，沈醉是1949年12月9日被抓的，到1959年12月4日名单公布时还差几天，不满十年，所以这次没上。沈醉之前以为按罪行大小排序，自己应该有机会，结果又没猜对。

徐远举还提到自己罪行重，双手沾过太多血，不可能这么快出去，但沈醉改造时间接近要求，又有起义身份，下次很可能有他。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沈醉确实在里面，成为前两批里唯一的军统高层。

徐远举的这三次预测，在当时功德林里传开后，不少人觉得他分析得有门道。后面几批特赦，从1961年开始，徐远举每次都被安排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送走一批又一批，但他自己始终没列入名单。

1973年1月21日，他在缝纫组劳动时，做的衣服质量被检查出问题，需要返工，他当时情绪激动，跟检验人员争执起来，当晚又用冷水冲澡。

1月22日凌晨他开始头痛，送医院诊断为脑血管意外，经过抢救无效，1月23日凌晨在复兴医院去世，终年59岁。他是功德林里唯一一个没等到特赦就去世的军统高层战犯。政府对他的死亡进行了调查，相关医疗和处理都按规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