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走的人九死一生，留下来的人呢？比九死一生还不如。

项英就是那个被留下来的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身后是南方八省的残兵游勇，面前是几十万围剿大军。

陈毅后来讲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红军的命运，寄托在项英同志的勇气和忠诚上”。

故事要从结果讲起。

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出了一份决议，说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长期坚持英勇的游击战争，保存了各游击区，使之成为抗日的战略支点，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他们。

能让中央政治局专门发文件表扬，在党史上屈指可数。但三年前，没有人觉得项英能撑到这一天。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从瑞金出发。走之前，中央安排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留下红二十四师和一些地方武装，加上党政机关人员和伤病员，拢共约三万人。

三万人对面，是国民党二十万大军。

更难的还在后头。中央给项英的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等主力回师反攻。说白了，中央自己也不知道长征走向哪里，但留守的人必须死守阵地，当一块挡箭牌。

陈毅当时腿上有伤，走不了路，不是自愿留下的。周恩来来看他，说中央让他留下协助项英。中央军区成立时，司令员兼政委是项英，参谋长龚楚，政治部主任贺昌，名单里没有陈毅的名字。

一个没有职务的重伤号，加一个被交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书记，就这么被扔在了火坑里。

但火坑里的人没有躺平，项英接到命令后，第一件事是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接替主力防务，封锁主力转移的消息。

主力从十个渡口南渡贡水时，是项英在背后调兵遣将，派部队牵制追兵、收容伤员、转运粮弹，沿途设了多个医务所、收容所和转运站。

主力走了，项英还得唱一出空城计，让对面几十万大军搞不清楚到底是红军主力走了，还是设了个圈套？

这出空城计唱了一阵子，但终究扛不住。

很多人事后批评项英，主力一走，你就该立刻分兵打游击，干嘛还搞阵地战？

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项英刚开始不肯放弃阵地，一方面是中央训令摆在那儿——"保卫苏区"。

他后来说："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另一方面，留守部队的首要使命是佯装主力唬人，一散开，敌人立刻就知道主力走了。

但阵地战的代价太大。牛岭一仗，五个团打一个团的敌军，反被各个击破，苏区的县城和要道一个接一个丢失。

陈毅早就急了，反复跟项英讲：“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少失败些”。项英不听，说陈毅"悲观失望"。陈毅当面回了一句：“承认失败不是悲观，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项英从1935年1月底到2月初，连着给中央发了四封电报，措辞一封比一封急。2月1日那封说"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2月4日干脆说"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电报发过去，杳无音讯，中央自己也在长征途中焦头烂额。

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新中央在2月5日回电，明确要求立即转入游击战。

项英下了决心。1935年2月，留守红军九路突围，大多数失败，贺昌在会昌县壮烈牺牲。项英和陈毅在安远天心圩被截击，部队打散，辗转摸到赣粤边游击区。

到了油山，清点人数，从三万人到几百人。

1935年4月，项英在大余县长岭村召集干部会议，也就是党史上有名的"长岭会议"，这是项英真正脱胎换骨的转折点。他在会上说，部队要分散，机关要缩小，工作方式必须彻底改变。

项英给游击战定了规矩："只要有钱赚，咱们就来，赔本的买卖不干。打不过怎么办？溜出去，躲起来。发现有路一概不走，往老林子里钻，抽空放冷枪，打他们一个没头没尾。"

陈毅在同一个会上也讲了一段话，传得更广：“留下来的同志是革命的"血本"，保存一个战士，将来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

就这样，赣粤边游击区化整为零，红军钻进了南岭的深山老林。

游击战最怕的不是敌人大军，大军来了可以躲，最怕的是身边的人叛变。

1935年5月，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在湘南被粤军俘获，随即叛变。他直接告诉敌人项英和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国民党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让他去抓人。

龚楚把卫队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一带假打制造声势，然后找到交通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出他是参谋长，龚楚索性摊牌缴了枪，何长林当场也叛了。

何长林带路，龚楚摸到陈毅驻地附近。凌晨四点多，抓住一个警卫员逼他带路。到了山脚下，哨兵喊口令，警卫员上去后大喊：“他们是反动派！”

哨兵一枪打死冲在前面的敌人，枪声一响，项英和陈毅立刻登山转移。龚楚第二天带一个营上来翻山搜了两天，一个人也没抓到。

一个哨兵的一声喊，一杆枪，救了两条命，也救了南方红军的命脉。

叛徒的事情没完。龚楚之后，陆续有人动摇，有人不辞而别，个别投敌。项英和陈毅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冒险、事后证明高明的决定不强留。

陈毅集合队伍讲话："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可能。想走的可以自愿回家，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脸："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

他的警卫员宋生发当场站起来，泪流满面：“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项英的处理同样老到。他起草了六千多字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不搞运动式清洗，而是组织讨论、区分情况。思想动摇但没投敌的，耐心教育；确实想走的，发路费，换好衣服，派人护送。

最后剩下三四百人，据陈毅回忆，"都是革命最坚决的，质量最高的骨干"。

还有一件事。

游击队穷得叮当响，但从瑞金带出来一批金条和钞票，那是党的经费。项英和陈毅把钱绑在腰上、腿上，不告诉任何人。时间长了，有人盯着他们腰间鼓鼓囊囊的东西，背后议论，领导是不是藏了钱准备跑？

陈毅跟项英说："我们不能背这个钱，你背着，他就指着你说，'屁股上翘起这么一坨是什么东西？'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

两人召集全队开会，把金子银子摆在桌上，陈毅说：“这些钱是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可以交给最可靠的人分开来背”。

项英补了一句：“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

从那以后，队伍里再没人议论领导人的腰。

1937年夏天，陈毅从香港传入的一本杂志上看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这是与中央失联后第一次间接获知党中央的方针。

陈毅一拍大腿：“毛泽东同志发话了！”

七七事变后局势天翻地覆。陈毅先和大余县国民党县长彭育英接触谈判，通过彭育英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络。项英随后赶到南昌，继续与国民党交涉停战合作。

但下山这件事，比上山还难。散布在八省十五个地区的游击队长期与中央和彼此隔绝，对"国共合作"将信将疑。

陈毅到湘赣边传达中央指示时，差点被当地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当叛徒处理，关在竹棚里像审犯人。最后靠项英的亲笔介绍信和陈毅对时局的详细分析，才化解危机。

项英在这个阶段干了一件别人干不了的事：以他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和威信，把散落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一支一支联络起来，说服他们下山接受整编。

陈毅后来说得很明确，项英以其历史地位和全党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与叶挺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新四军成立的关键。

1937年冬，项英去延安汇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专题报告，把三年经过和教训讲了一遍，也对自己前期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这份坦荡，在那个年代也不多见。

南方八省的人马最终集结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委，实际上的总负责人。这支队伍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项英说过，这三年他整两年没脱过衣服睡觉，身上的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全是补丁。他和战士一起扳笋、摸鱼，一起饿，一起被雨淋。他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穿补丁衣裳钻山沟的时候，三十六岁。

陈毅晚年被问到那三年最难忘的是什么，没说大道理。他说，有一阵子伤口化脓，山里没有药，他把自己绑在树上，自己给自己挤脓血。

参考资料：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载《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收录于《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