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极具诱惑力，也极具欺骗性的词汇：黄金十年。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1927年到1937年，是民国最后的体面。那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旗袍与爵士乐齐飞的十里洋场，是外滩的霓虹彻夜不熄，是中国银行大楼、和平饭店相继拔地而起，勾勒出东方巴黎的天际线。有人甚至感叹：那是中国最接近现代文明的十年。

这个说法甚至有一个听起来很权威的出处：它最早来自于一个美国人，叫魏德迈。这位后来晋升为美国上将的军官曾回忆说，1927到1937年，是许多在华已久的英美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

但是，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由洋大人的共识定义的。

要是不要把目光从上海外滩的楼顶移开，往西南方向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公里，你就会看见另一番景象。那儿的土地，裂开得就跟老人的皮肤一样，树皮都被剥掉了，观音土也被挖没了。有人正在售卖自己的孩子，有人正在交换孩子来吃，有人在寒冬的夜里，缩在墙角，手里紧紧攥着一块没咽下去的馍，就这么饿死了。

今天探讨的核心议题，就这么被引出来了：当上海租界里的摩天大楼在快速往上建的时候，离它没多远的乡村，正在经历大规模的饥荒，这是为什么？所谓的黄金十年，到底是真的有价值的好东西，还是包着金粉的虚假的东西？

不可否认，这十年间，上海确实长高了

从1893年第一座高楼出现，到1937年，上海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风光的摩天楼群。特别值得讲讲的是，1929年沙逊大厦建成，到1934年，国际饭店以83.8米的高度改写了远东第一高楼的纪录，这座城市在物理空间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时候的上海，汇聚了全世界的资本。爵士乐在百乐门回荡着，霓虹灯把南京路都照亮了。汽车、香水、好莱坞电影，最新的时尚一下子就能出现在霞飞路的橱窗里。

但是，如果把这短暂的、局部的繁荣，等同于整个国家的黄金时代，那无疑是一种残忍的误读。

因为这座城市的繁华，从一开始就是镶嵌在屈辱之上的。它是租界的繁华，是洋大人的繁华。那高耸入云的摩天楼，脚下踩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冰冷土地。中国人自己的海关，总税务司依然是英国人；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命脉，如电力、煤炭、钢铁，绝大部分被外国资本牢牢掌控。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所谓黄金十年的共识，首先是外国侨民的共识。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享有治外法权，享受着最廉价的劳动力，使用者最便利的交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上等人。

可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十年，不是黄金，而是黄连。

历史研究不能只靠感性，你瞧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依据1933年的数据整理出的一组量化分析，这组分析能呈现当时这个国家真实的模样。

1933年，中国的总劳动力人口中，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79.46%。也就是说，每10个干活的人里，差不多有8个是农民。

不过，这占比八成的农民，创造了多少财富呢？他们创造了国民净产值的60%。

那么，他们分到了多少收入？只有46%

我们再来看人均数据。当年，一个农民通过一年的劳动创造的平均产值是74元，但他实际拿到手的平均工资是多少？28元。

而在非农业部门（如工厂、商店、银行），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值是187元，平均工资是130元。

让我们把这两个数字并列：农民一年收入28元，非农从业人员一年收入130元。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4.6倍。

更可怕的是一个叫做工资生产力关联系数的指标。这个指标衡量的是你的劳动成果有多少能变成你的收入。非农业部门是0.69，意味着你创造100元，能拿回69元；而农业部门是多少？0.38。意味着农民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创造了100元的价值，最后落到自己口袋里的，只有38元。

那剩下的62元去了哪里？去了地租，去了借贷的利息，去了各种名目的捐税，去了养活那个庞大而低效的城市机器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黄金十年最基本的经济逻辑：农村以极低的收入，输出着巨额的财富，去支撑那个城市的面子。

要是说数据是冰冷的骨架，那历史的血肉，就是由无数具体的苦难组成的。

让我们把目光从黄浦江畔移开，向北，向西，看看那个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广袤的农村大地正在发生什么。

1928年至1932年，陕西乾县

当地的老百姓把这段时期叫做十八年年馑。连续五年的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大地坚硬如砖石，裂开的缝隙像大地的伤口。

当时的国民政府做了什么？救灾吗

不，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不顾人民死活，由省到县政府，将数年的田赋税，作一次累计征收，还美其名曰指粮借款。军粮、苛捐杂税，一样不能少。

巨商富绅囤积居奇，一斗小麦涨到八个银元。而灾民为了活命，只能卖掉自己最后的资产：土地。一亩上好的平川地，在灾民的哀求声中，只值一至三个银元。

接着是卖房子、卖家具。那些做工精美的桌椅箱柜，因为没人买，只能当柴烧。通往北边山区买粮的大路上，畜拉人推的车辆夜以继日，车上装的是这个家庭几代人积攒的全部家当，换回的，不过是几斗勉强续命的粮食。

据统计，乾县原本有近17万人口，仅到1929年11月，就死亡了3万多人，逃荒出去近2.8万人。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细节

好多灾民因为饿，就会在晚上没人的时候，偷偷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放到路口或者富家商店门口。那弃婴的哭声，在深夜的街道上，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易妻：县城的大车店，变成了买卖妇女的市场。两三个银元，或几斤锅饼，就能换一个媳妇。多少骨肉从此分离，再无音讯。

人食：文中记载，有饥民倒在地上还没断气，旁边有人觉得可怜，就喂他一口馍。可是馍只在他嘴边擦了擦，怎么也咽不下去，不到半小时就断气死了。那块没吃进去的馍，就紧紧握在死者冰冷的手里。

最后的一只鸡：作家杨显惠在定西采访时，曾听老乡回忆，那几年为了活命，先是把种子吃了，接下来是门板，接下来是房梁，最后把房拆了，土坯打碎掺着树皮吃。人饿到极点，眼睛里会有一种绿光。

当时的乾县县长杨韶，曾写过一首感叹诗：此地经年旱，食粮珠玉同。夏龙云出岫，炎日贯长空。赈恤财维竭，催科计已穷。居官无奈甚，憔悴感牢笼。

有意思，他感叹的是自己居官无奈，是被催科逼得憔悴，却似乎并未真正体会，那饿殍遍野的土地上，百姓的牢笼又是什么。

再说说广西全州，时间到了1947年，虽然比十年晚了点，但情况是一样的。

县志里记载着一个叫万二乡的地方，全乡14340人，能自谋最低生活的仅有4581人，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处于半饥饿状态。

同一年6月，这个乡饿死了57人

在同德村，1494名贫苦农民中，有74名幼女被给人当童养媳，14名妇女被卖为婢，20户人家卖儿，42人乞食。

冬天没有棉衣、没有被子盖的人，有792人。

这就是那个时代农村的常态。所谓的黄金十年，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不过是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等待：等待死亡。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这十年，到底是谁的黄金十年？

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的

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公司达369个，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了中国的卷烟市场；外资控制了全国95%的生铁产量、83%的钢产量、66%的机械采煤量、55%的发电量。对于这些洋大人来说，中国越乱、越弱，劳动力越廉价，他们获利越丰厚，这当然是他们的黄金十年。

对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来说，是的。

在这个时期，四大家族带头的官僚资本快速地膨胀起来。利用自己的特权，他们独占金融、剥削工商，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上海的摩天大楼里面喝酒聚会，在南京西康路的公馆当中谋划着怎么把国家财富占为己有。

对于一部分生活在租界里的中上层市民和知识分子来说，可能也是的。

享用着现代城市带来的方便和文明的他们，读着新月派的新诗，瞅着好莱坞的最新电影。生活似乎确实是在变好了，只要不往城外瞅。

但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绝不是！

这十年里，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极低，死亡率远高于同期世界水平。据1933年的调查，全国20个省737个县，农民平均负债比例高达62%。

这十年里，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中原大战，死伤无数；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更是在江西等地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军令政令从未真正统一过，国家所谓的统一，只是一个脆弱的、表面上的框架。

这十年里，教育即便有所发展，也依然是少数人的特权。1929年全国小学生880万，到了1936年增长到1836万，人数翻了一倍。

看起来不错

但要知道，当时全国适龄儿童的总数，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基数。

如果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最大概率的命运，不是成为鲁迅，不是成为徐志摩，而是成为一个文盲，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最后很可能在饥荒中死去的农民。

正如胡绳先生所言：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这根子，就埋在那被过度剥夺的农村，埋在那几亿饥寒交迫的农民心中。

当上海摩天楼里的资本家数着钞票时，离上海100里外的农民正在吃观音土；当城里的学者讨论着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时，乡下的农民只想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民国时期曾经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也进行过一些乡村建设实践。但就像学界所指出的，它一直没能解决一个根本性难题：对乡村的过度索取。原来的剥削机制：包含地租盘剥、借贷压榨、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不但没有被废除，反倒进一步固定下来。他们依靠税收征收和货币贬值等办法，不断把乡村资源抽取到城市建设和军事扩张当中，却从来没有有系统地回馈乡村发展。

这种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二元结构，让农村陷入了特别不好的境地。

之所以能赢得天下，是因为它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把那个被拿走的那62%的价值，还给农民。

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让几亿农民第一次觉得，这个国家跟我有关系，这个政权是在保护我，而不是在榨干我。

所以，所谓的黄金十年，不过是某些人想象中的海市蜃楼。在那座楼的下方，是深不见底的、由无数苦难堆积而成的深渊。

致敬，那些在黑暗中挣扎过的先民。

铭记，那一段不该被粉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