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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逃荒而来的农民，在延安落地生根，因为配合党的政策积极缴纳公粮，在因经济危机而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中被树立为特等“劳动英雄”。

作为我党宣传部门塑造的第一个典型人物，他的故事被刊入报纸，被写入文件，被拍成电影、刻为版画、写成长诗，传唱于歌谣戏剧，一个政治运动的方向被冠以“吴满有方向”之名，成为“大生产运动”中鼓励农民致富的代名词。

最终，这个名字还被载入《毛泽东选集》，成为证明边区改革卓有成效的标志之一。

这个农民明星就是吴满有。

吴满有，陕西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阳台儿人。1928年，34岁的吴满有拖家带口逃荒来到延安，在当地的枣园租了一亩地，收成很差，连地主的租子都还不上。

为此，地主把吴满有送进了监牢。吴满有的妻子病死后，因极度穷困，两个女儿先后被他卖掉，大的11岁，卖了24元钱，小的三岁，只换回三升粮食。

1934年土地改革后，吴满有分到了一架60多垧的荒山，政府补助了农具、口粮和种子。他积极投入开荒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开荒种粮，还饲养牲畜，日子渐渐过得红火起来。

1941年秋，吴家收获粮食34石，在当地算得上首富了。这个淳朴的农民联想到以前卖女活命的惨状，真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1941年，吴满有上缴公粮14石3斗（合1400余斤），此外还上缴公草1000斤，购买了公债与盐代金815元。从1941年到1944年，吴满有累积交纳公粮近100石。

在艰困的时局中，吴满有的行动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榜样。随之，吴满有受到了政府的注意。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发表了报道吴满有事迹的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充分地塑造了吴，勤劳致富、不忘恩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上交公粮的形象，也充分表述了贫苦大众在土地改革后对共产党政府的拥戴之情。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对这个典型的出现迅速作出了反应。

次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

《吴满有——模范公民》，号召整个解放区向吴满有学习！

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刊发《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把吴满有的个人事迹升华到代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吴满有方向”的高度，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

此后，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翻阅这个阶段的《解放日报》，可以看到，有关吴满有和“吴满有方向”的报道，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的显要位置。

吴满有是党报新闻史上塑造的第一个“典型人物”，而吴满有的报道，则成为党报新闻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典型报道”。

记者莫艾后来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透露：

找一个模范的、而且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寻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

出身赤贫、流浪延安，土改后分到了田地，逐渐依靠勤劳发家致富，致富之后不忘恩人，通过多交公粮反哺党的军队…

这一故事无疑是当时政策宣传的绝好样本。可见，吴满有这一大生产运动先进典型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从1942年到1948年，边区通讯社、报刊和后来的解放区报刊大量刊载了关于吴满有运动的报道及评论，直到他1948年5月陇东战事遭国民党俘虏投降时戛然而止。

这些报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莫艾的第一篇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还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这篇社论把吴满有定性为在经济上“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

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吴满有方向”和“吴满有运动”两个名词：

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

通过媒体发起运动，树立榜样，政府有效地把一个农民自发的行动转化为群众动员的被效仿对象，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在当时，发动“吴满有运动”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向吴满有学习，究竟是学习他努力劳动，还是学习他成为富农，提倡富农方向？从“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鼓励致富，是进步还是倒退？

由此，吴满有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解放日报》特意就读者的质疑进行了详细解答：

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正是边区革命后必然的产物…这种富农经济虽然是剥削雇佣劳动的，但比之未经土地分配区域的地主经济，却是进了一步，比起未经过减租减息区域的地主经济，更是一个进步。…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这个结论确认了吴满有在经济上是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吴满有也就因此确立了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地位。

通过新闻报道、大会奖励、文艺宣传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成功地将同时具有农业天赋和政治敏感的老农吴满有，塑造为他们极力提倡的“新富农”阶层的代表，与被宣传为剥削穷苦贫雇农，奸猾贪婪的旧富农相比，作为“新富农”政治符号的吴满有形象具有如下三个典型政治人格特征。

①出身贫苦，革命翻身，劳动致富。

吴满有最初来到延安时是个雇农，地无一垄，田无一分，完全依靠给当地的地主打工维生。但他在1935年土改后分到了少量土地，并逐渐完成了早期的农业积累。因为他的富有，他所在的村子甚至以他的姓命名为“吴家枣园”。

作为边区土改后的第一代“新富农”，吴满有这样总结自己发家致富的经验：“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

他是全村最早起床劳动的，天还没亮就上了山，喂牛、垦荒，一刻也不闲下来；别人给地除一次草，他要除两三次；一直干到天黑以后才回家。家门口还开了一小块地种辣椒，夜里从山上垦荒回来以后，他还摸黑去给辣椒浇水。

冬天是农民最闲暇的日子，但吴满有却利用这段时间到处拾粪积肥，为来年的春耕作准备。这些措施，使他的土地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农民，据说，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出1/6。

通过垦荒，吴满有在1942年把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6亩，1943年更是增加了96亩，增收粮食40石。

边区人少地多，通过垦荒增加土地和粮食产量，正符合边区政府的政策需要。因此，吴满有的发家致富成为当地大力宣传的典型。

像吴满有一样，大部分延属新区的“新富农”原来的成分多为贫雇农或中农，多为无法生存而逃荒来到延安的难民。

由于精通耕作技术，吴满有在边区制定的垦荒政策下逐渐走向了富裕，这符合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提倡和扶持广大农民生产劳动致富以改善劳苦民众生活的宣传方向，同时，还符合当时边区政府大力吸收山西、河南等地流民，通过吸纳劳动力来扩展边区人口实力的政策。

与边区政府着力批判的“小农习气”有所不同，吴满有在发家致富之后对党和边区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在上交的公粮定额年年上涨的情况下，他不仅不像其他农民那样充满怨气，还踊跃上交定额外的粮食。

在公粮上交政策在民间遭受普遍抵制的敏感时期，吴满有的举动对政府证明政策合理性和受到民众拥护的合法性无疑是极为有力的支持。

对政府而言，着力塑造的“新富农”的典型特征，是能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上缴公粮、购买公债，承担政府分配的各种经济负担。

1944年春节期间，吴满有给毛主席写信要替他代耕两石公粮：

“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并非通过行政渠道层层转呈，而是直接发表于《解放日报》，通过大众传播的渠道，将声音更直接地传递到各级权力机构并且传达至各地区的基层。

毛泽东接受了吴的请求。自此，吴满有每年都精选出收成中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厅。

1945年春节，吴满有把自己喂的一头猪，杀了全部送给中央办公厅，而自己全家则在大年初一啃着糠窝窝头。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很快也通过《解放日报》推广到全边区，充分地显示了一个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响应国家的号召并付诸行动。

同样地，毛泽东也乐于通过与吴满有的交谈来展示党的高层领导关怀民生的形象。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44年8月，他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

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

③高度敏感，热心政治。

“新富农”对党的政策极为敏感，能够积极配合政府进行组织动员，帮助发动民众进行大生产运动。

1943年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随即通过2月24日的《解放日报》复信：

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在生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

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

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

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

报道刊登后，朱德电令全军响应，贺龙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也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使得组织化农业生产成为一时风尚。

“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

吴满有的政治敏感绝不仅仅体现在生产上，也广泛地体现在他的各种政治发言中。

1944年2月29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以显著篇幅报道了吴满有的发言：

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

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

在这次会议中，吴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建议：

请他照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

将旧富农和新富农按照是否“带着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明确地加以区隔，是当时政治宣传之所必需。

如不进行这种区分，则无法反映出旧富农和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及普通农民在党的革命政策下生活大有改善的“翻身”。

而将新富农的标准之一设定为在政治上的高度积极，也即王若飞所谓“革命的富农”，则是因应政府需要依靠高度的社会动员来获取战争所需资源，维持统治的需求。

正因如此，吴满有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吴得到了空前的政治礼遇。在吴满有过生日时，包括林伯渠、高岗、汪东兴等人在内的中央办公厅、西北局、边区政府干部一行十多人前往祝贺，并带来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天下有名”的奖状。

1946年，毛泽东把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吴家枣园学习劳动，并将吴家称为“劳动大学”。

为了回应这种特殊的礼遇，1946年秋天，吴家交纳公粮更为积极：

生产粮食60多石，却交纳了50石，此外还交羊40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个边区的“状元”户。

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请上主席台，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称号，与主席握手、戴大红花、坐上汽车接受人们的欢呼，号召所有人向他们学习一这些，的确是淳朴的陕北农民从未得到过的礼遇。

身穿自制土布衣裳、头缠白羊肚手巾的农民英雄，第一次置身于边区政府的巍巍庙堂之上。看上去，吴满有们和在台下的群众形象别无二致。但是，感人的事迹、精彩的发言、领导们对他们的高度赞美，会场上一阵阵的欢呼鼓掌声，与这些半人高的图片、满布会场的标语组合在一起，又具有神奇的动人力量。

让文艺作品成为“匕首与投枪”，让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宣传鼓动的武器，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一个大趋势。

吴满有的事迹见诸报端之后，众多文艺工作者，满怀热情地创作关于他的各种类型的作品。

1943年，艾青为吴满有创作的长诗《吴满有》，以整版篇幅发表于3月9日的《解放日报》。

在写作这首长诗的过程中，艾青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来到吴家枣园，在吴满有家里住了半个月左右，和吴满有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与他谈心，和吴家一家人交上了朋友。

此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这首长诗。

新华书店在1943年为艾青出版了单独刊行的诗集《吴满有》，其中，在长诗之前的第一部分，是新华书店丛书编辑部“编者的话”，这篇题名为《关于文艺的新方向》的序言通篇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肯定艾青的《吴满有》在“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三大问题上，是朝着文艺“新方向”发展的好作品。

作为党报新闻史中出现的首个典型人物，强调政治人格的特点在吴满有的塑造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也为后来塑造典型人物、塑造与典型人物相关的政治记忆提供了一个被认可和沿用的模式。

另一个今天可以看到的塑造吴满有的艺术作品是石鲁创作的版画《群英会》，这幅版画中没有明确点出吴满有的名字，因此后来得以逃脱被禁的命运。

在这幅版画上，毛泽东和吴位于画面的中心一张长条桌前，毛泽东正面面向观众，而坐在长条桌顶端的吴满有则背向观众侧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正与毛泽东热烈地交谈。

曲艺工作者为吴满有专门创作了《吴满有鼓词》，传唱边区。

红色民歌《移民歌》中，也提到了这位劳动英雄：“吴满有/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咱们和他争英雄。”

作为参议员，吴满有的木刻肖像被挂在边区政府的会议室里，和毛泽东的照片并列；他的名字还被制成一种产品的商标——“吴满有”牌香烟。

吴满有的名字甚至被记录进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了决议。

就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十二月会议决议中，在论述对农民和农村的政策时，特别提到了吴满有：“在减租减息后提出吴满有方向，对于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

在党内部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吴满有也成为屡屡被提及的对象。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从吴满有谈到了边区生产增长的具体细节。

毛泽东说：

“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

作为“新富农”的代表，吴满有的名字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被载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史，是因为他的事迹不仅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策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欢迎，而且“对于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这个卓有成效的成就证明了“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

“吴满有”这个普通农民的名字，由此成为当时大生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政治符号之一。

直到1948年向国民党政府投诚之前，吴满有这一被媒介秉承权力之意而塑造的神话人物，都是大生产运动中充满光辉的红色记忆的一部分。

但他后来的人生故事，则因为其投敌叛党，被写入历史耻辱柱上。

1948年，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时任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的中共党员吴满有积极报名，和儿子一起参加了解放军。54岁的吴满有随即被破格任命为王震属下的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

同年5月陇东战事中，因为监运着部队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行动迟缓的二纵民运部被俘数百人，其中就有吴满有，他也是这次战役中被俘的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干部。

在证实了吴的身份后，这位名人被押送南京。四个月后，吴满有在南京国防部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痛改前非”，自己将追随“蒋总统”，支持南京政府，后来吴满有被我党开除党籍。

这些讲话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后，吴被视为中共“叛徒”，他的后半段人生从此被正史彻底抹去。

解放军解放重庆时，从南京转押至这里的吴满有被辗转送回延安。1959年6月，吴满有在延安郁郁而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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