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混战的棋盘上，徐树铮是最独特的一枚子：他佩过刀，也执过笔；能在谈判桌上以法理逼退列强，也能在军帐中以密令搅动风云；既写下“故园松菊今何似，梦里依稀问草莱”的乡愁，也导演过“廊坊兵变”“张勋复辟”中的刀光剑影。他的一生，本就是北洋乱世最浓缩的注脚——一半是文人的墨香，一半是武夫的刀光，而他就在这两者的交织中，试图下一盘“定国安邦”的大棋。

光绪十年（1884年），徐树铮生于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徐忠清是廪生，母亲岳氏通经史，家中案头永远堆着《左传》与《孙子兵法》。他六岁启蒙，七岁能诗，十三岁考中秀才时，主考官批其卷“笔势如剑，有班超投笔之气”——彼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评语竟成了他一生的谶语。

十七岁那年，徐树铮带着自己写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手稿，徒步百里去见徐州知府桂中行。桂中行读罢拍案：“此子笔下有雷霆，不当只做腐儒！”可科举之路已断（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废科举），他站在萧县古城墙上，望着黄河故道的残阳，写下《述怀》诗：“儒冠误我欲何之？敢把雄心托剑丝。他日若遂凌云志，不教胡马度阴山。”

1901年，十八岁的徐树铮揣着仅有的二十两银子，直奔济南投军。他想去见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却因无门路被门房挡在辕门外。寒冬腊月，他裹着单衣在辕外冻了三天，竟在雪地里写下一篇《上袁中丞书》，开篇便言：“盖闻经国之要，在明强弱；致用之术，在审时宜。今主忧臣辱，国蹙民穷，当求所以解倒悬者，非有雄才大略之主，不足以图存；非有折冲御侮之臣，不足以济事。”

这篇文章没送到袁世凯手中，却被路过的段祺瑞看到。彼时段祺瑞刚任武卫右军炮队统领，读罢此文，当即让人把冻得瑟瑟发抖的徐树铮请进帐中。两人对谈竟达通宵：从《孙子兵法》的“势”，到当前时局的“乱”，再到治军的“严”，徐树铮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拔剑比划，末了段祺瑞拍着他的肩说：“你不是来投军的，你是来帮我定天下的！”

从此，青衫换戎装，但徐树铮的案头永远摆着文房四宝。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求学时，别人练枪练炮到深夜，他却在灯下临摹《多宝塔碑》；随段祺瑞赴日考察军事时，日军将领赠他军刀，他回赠的却是自己写的《日本杂咏》诗集。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读罢诗稿，感叹：“中国军人若皆如此，何愁国不强？”

1912年，清帝退位，北洋军阀的棋局正式开局。袁世凯是执棋者，段祺瑞是核心子，而徐树铮则成了段祺瑞手中最锋利的“剑”——既能纸上布局，也能阵前亮剑。

民国初年的“府院之争”，是徐树铮第一次以“文韬”搅动棋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府），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院），双方因对德宣战问题剑拔弩张。黎元洪拒盖印，段祺瑞束手无策时，徐树铮却想出一计：他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带着宣战案直奔国会，当众诵读自己写的《拟对德宣战书》——文中既引《春秋》“尊王攘夷”之义，又析国际局势之利，竟说得议员们哑口无言。末了他放下文稿，冷声道：“若国会再阻，恐非国家之福。”三日后，国会通过宣战案，黎元洪被迫盖印。

这一役，徐树铮的“墨香”成了最硬的刀——他的文稿逻辑严密，文采斐然，却字字藏锋；而他的“刀光”又藏在墨香之后，一句“恐非国家之福”，便暗含军事施压的威慑。时人评他：“徐又铮一支笔，抵得上段祺瑞十万兵。”

但真正让他在乱世棋局中站稳脚跟的，是“武力统一”的操盘。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西南军阀响应，南北分裂。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却遭冯国璋（直系首领）掣肘。

徐树铮再次出手：他瞒着段祺瑞，私访东北张作霖，以“承诺奉军入关”为条件，换得张作霖派两个师南下助皖。临行前，他给张作霖写了一幅联：“仗剑登高台，万里江山皆入目；扬鞭临朔漠，千秋事业始从头。”张作霖见联大喜，当即拍板出兵。

这一手“借刀杀人”，既破了直系的局，又壮大了皖系的势。可徐树铮的谋略不止于此——他深知“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在打仗的同时，竟还主持编修了《清史稿》中的“交通志”，并在天津创办“正志中学”，亲自讲授经史。有一次，他在军中给士兵讲《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末了拔出军刀说：“读书是明道理，拿刀是守道理——道理不存，刀便出鞘！”

彼时的他，既是皖系的“智囊”，又是北洋的“悍将”；既在军帐中写军令，又在书斋中作诗词。他的《视昔轩文稿》里，既有“用兵如弈棋，当识先后着”的兵法感悟，也有“一庭明月半庭花，夜静无人自煮茶”的闲情雅致。可乱世容不得这般“两全”，他的墨香越浓，刀光便越烈；他的谋略越精，树敌便越多——直系恨他“阴狠”，奉系忌他“智诈”，甚至皖系内部也有人说他“功高盖主”。

1919年，徐树铮人生的棋局迎来了最耀眼的一着——收复外蒙。

彼时的外蒙，因沙俄煽动而宣布“自治”，沙俄垮台后，白俄匪军又盘踞于此，外蒙王公既怕白俄，又惧中国，陷入摇摆。北洋政府派去的谈判代表磨了半年，毫无进展。段祺瑞问徐树铮：“此事你能办否？”徐树铮只答八字：“文以理服，武以力慑。”

他带着一个旅的兵力，乘火车直奔库伦（今乌兰巴托）。抵达当日，便去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以“蒙地苦寒，不宜驻军”为由推脱，徐树铮不慌不忙，从袖中取出一卷文稿——那是他连夜写的《劝外蒙撤治书》，文中先述“汉蒙一家”的历史（从霍去病击匈奴到康熙收蒙古），再析当前局势的危（白俄匪军将吞蒙），末了写道：“蒙地为中国领土，一尺一寸不可失；蒙族为中国同胞，一草一木不可离。若执迷不悟，恐兵戈相见，非我所愿，亦非蒙之福也。”

活佛读罢，仍犹豫不决。徐树铮当即起身，拔出腰间军刀，将文稿按在案上，以刀为笔，在文末添了一句：“今日撤治，为蒙之幸；他日反悔，刀不认人！”言毕，刀光一闪，竟将案角削去一块。活佛吓得面如土色，次日便召开王公会议，同意撤销“自治”，回归中国版图。

这一役，徐树铮的“墨香”与“刀光”达到了极致融合：那篇《劝外蒙撤治书》文采斐然，句句在理；而案头的刀光，又让道理有了不可撼动的力量。消息传回北京，段祺瑞拿着电报大笑：“又铮（徐树铮字）此功，可抵再造共和！”孙中山也发来贺电：“比得来电，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领土主权，行将完整，此实可为民国前途贺也。”

收复外蒙后，徐树铮没有急着班师，而是在库伦办了三件事：一是设立“蒙藏学院”，教授汉蒙文字；二是主持修复了库伦的孔庙，亲自题写“大道之行”匾额；三是写下《出塞》诗：“冲寒直上五千尺，立马长城第一峰。汉节回看云似盖，胡尘一扫雪如封。”诗中既有军人的豪情，又有文人的感怀——这是他乱世棋局中最得意的一着，也是他墨香与刀光最和谐的共鸣。

可这共鸣太短暂。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徐树铮成了直系的“头号通缉犯”，不得不躲进日本使馆。临走前，他望着自己创办的正志中学，写下“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诗句——他的棋局，刚到高光时刻，便遭重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倒戈，直系大败。段祺瑞再次出山，任“临时执政”，徐树铮也得以回国。他以为自己能重续棋局，却不知乱世的棋盘早已变了模样——冯玉祥恨他当年帮段祺瑞打压直系，更忌他的智谋；张作霖虽与他有旧，却怕他重掌皖系，威胁奉系。

回国后的徐树铮，仍改不了“文人武夫”的性子：他既给段祺瑞递《建国方略补编》，提出“修铁路、办教育、整军队”的计划；又四处联络旧部，试图重组皖军。有一次，他在天津见冯玉祥，冯玉祥问他：“又铮兄，你现在还带刀吗？”他笑着掏出一支钢笔：“如今刀已入库，笔是新刀。”可冯玉祥看着他眼中的锋芒，心里已动了杀心。

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从北京乘火车去天津，准备转道上海。车过廊坊时，突然被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拦下。张之江拿着冯玉祥的密令，对徐树铮说：“冯司令请你下车说话。”徐树铮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却异常平静——他从怀中取出一卷自己刚写的《金刚经》，递给随从：“此乃我近日心血，你带回给总长（段祺瑞）。”

临刑前，张之江问他有何遗言。他没有求饶，也没有怒骂，只是指着远处的夕阳，轻声念起自己早年写的《感怀》诗：“书生上马击狂胡，誓斩楼兰不足图。只恐江南春色好，落花时节又逢君。”念罢，枪声响起，年仅四十五岁的徐树铮倒在铁轨旁，鲜血染红了他随身携带的诗稿——墨香未干，刀光已冷。

消息传到北京，段祺瑞正在下棋，见电报后手中棋子落地，半晌才说：“又铮一死，北洋再无棋手矣。”他派人去廊坊收敛遗体，发现徐树铮的长衫口袋里，还装着那幅写给张作霖的对联。

徐树铮的乱世棋局，最终以“身死”落子。他曾想以墨香润化刀光，以文韬驾驭武略，在北洋的乱局中走出一条“文武相济”的路——可乱世不需要这样的路，它只需要纯粹的刀光，或是纯粹的墨香。他的矛盾，既是他的独特，也是他的宿命。

如今，在安徽萧县的徐树铮故居里，仍保存着他当年用过的文房四宝与那把军刀。毛笔的笔锋已秃，军刀的刀锋已锈，可当阳光透过窗棂，落在笔墨与刀上时，竟恍惚能看到那个一袭长衫的书生，执笔能写《劝外蒙撤治书》，拔剑能定万里边疆。

他的诗稿《视昔轩集》里，最后一首诗写于1925年冬，题为《赠友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毕竟书生意气投。他日若逢天下定，再来煮酒论封侯。”诗未写完，笔已放下，刀已出鞘——他没能等到“天下定”的那天，却在乱世的棋局中，留下了最独特的一枚子：一半墨香，一半刀光，永远凝固在民国初年的风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