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食安风波仍在延烧，围绕问题油厂商是否受到高层包庇的“内鬼”质疑不断扩散，民众走上街头要求追责，民进党的执政信用承受重压。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进一步收紧相关人员赴大陆探亲、探病和奔丧的规定，将可以申请的亲属范围从四亲等以内缩至三亲等以内。

民生治理受到质疑之际，民进党当局继续把两岸人员往来纳入高度安全化的管理框架，以行政限制显示强硬。国台办由此批评其罔顾人伦亲情、阻挠两岸交流。台当局的安全管理为何不断扩张到家庭关系，行政权又为何选择限制正常探亲来处理政治焦虑。

台当局的这次调整涉及现役军职、文职人员、军事院校学生、涉密教职和聘雇人员，以及从事关键技术业务的部分人员。原有规定已经对赴大陆设置较高门槛，相关人员原则上受到限制，只有探亲、探病、奔丧等特定事由才能申请。申请还要经过多部门联合审查，获准后须登记行程，返台后也有通报要求。

在这套程序之上继续把四亲等改为三亲等，直接排除的主要是堂、表兄弟姐妹等四亲等旁系血亲。行政文本只减少了一个亲等，现实中的家庭网络却可能因此被切开。两岸长期分隔形成了大量跨地域家族，不少家庭靠堂表亲维持祖籍联系、照料老人、处理祭扫和遗产事务。血缘远近可以用法律层级计算，亲情强弱无法依照同一尺度排列。

台内政部门为此前的同类修正规定提出两项理由，一是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二是防止所谓渗透和机密风险。保护涉密人员当然属于行政机关职责，关键在于限制手段与风险之间要有可以核验的联系。

一个人掌握何种信息、任职岗位是否敏感、离职时间长短、赴陆行程是否异常，都能用于风险评估。亲属属于三亲等还是四亲等，与泄密风险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对应关系。

这次台当局限缩民众赴陆探亲范围，争议的焦点落在管理方式是否适度。既有制度已经具备事前申请、多部门审查、行程登记和事后通报等环节，再以亲等作统一切割，等于把原本可以个案判断的风险，改写为对某类家庭关系的预先怀疑。

原有制度已设置事前申请、多部门联审、行程登记和返台通报。既然程序不少，为何还要把可申请亲属从四亲等压缩至三亲等？

原因在于，亲等是一项容易识别、便于统一执行的形式标准。审查机关只需核对亲属关系，就能决定申请人有无资格，不必逐案处理岗位敏感程度、接触资料范围、出行目的及具体行程。行政成本由此下降，受影响者的家庭情况和实际风险也被一并简化。

泄密风险与亲属远近之间缺少稳定对应。真正影响风险水平的，是申请人掌握何种信息、所在岗位能否接触机密、离职多久、赴陆期间接触哪些人员，以及过去是否遵守保密规定。堂表亲属于四亲等，只能说明法律上的血缘层级，无法据此判断一次探病或奔丧会不会带来安全问题。用亲等代替风险分级，执行起来方便，政策的精确度却会下降。

亲等限缩还与提前申请、动态登记、返台通报、异常事项报告等措施相互连接。单项规定都可以用程序管理来解释，持续叠加后，民进党把赴陆从普通社会交往改造成需要反复自证清白的行为。参与者开始担心职业评价，家属开始担心连带影响，交流的制度成本随之上升。

在近期的毒油风波中，岛内出现“内鬼”“门神”包庇厂商的质疑，民众关注监管为何迟缓、标准为何变化、责任由谁承担。赖当局此时再收紧两岸探亲，难免让人追问，行政资源究竟是优先用于修补民生治理，还是继续扩大对人员往来的控制。

国台办批评的重点落在了管理工具与管理目标不匹配上。保密要求可以严格，审查依据应落到岗位、信息和行为。把家庭关系划成可疑与不可疑的边界，难以准确识别风险，还会使安全概念继续进入私人生活。民进党当局若无法说明四亲等亲属为何比三亲等亲属带来更高风险，这项调整就很难获得充分的政策正当性。

两岸开放探亲即将走过四十年。开放探亲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在于它最早处理的是普通人回家、见父母、祭祖和奔丧的需要。长期隔绝状态由此被打破，随后才逐步出现婚姻、继承、通邮、经贸和教育交流。探亲是两岸民间往来的起点，也是最不应被政治条件挤压的领域。

今天把四亲等改为三亲等，人数影响或许有限，政策方向却与当年开放探亲的进程相反。当年的制度变化承认亲情先于政治分歧，需要为家庭团聚让出空间。现在的规定则把亲属范围继续收窄，让行政机关决定哪些亲情足以构成出行理由。国台办强调“罔顾人伦亲情”，就是指出安全名义正在进入家庭关系内部。

涉密岗位确实需要更严格的保密义务，但保密责任应围绕接触信息的等级、岗位权限、离职年限和具体行为设置。把现役人员、学校人员、聘雇人员、关键技术人员乃至部分退离职人员纳入同一套亲等边界，容易忽略不同岗位之间的巨大差异。掌握高度机密者和从事一般事务者面临同一亲属门槛，风险分级反而被身份标签取代。

探病和奔丧还具有突发性。四亲等亲属突患重病，或家族中需要熟悉情况的人前往处理后事，往往无法等待复杂审查。制度直接取消其申请资格，比延长审批更严厉，因为当事人连说明特殊情况的机会都失去了。受到影响的也不限于申请人，大陆亲属、配偶、子女和照护者都会承担后果。

并且，增加两岸交流还有降低误判的公共价值。亲身接触能够修正传言，稳定家庭预期，并为社会保留沟通渠道。把交流普遍解释成风险，可能在短期内减少少数人员往来，却会增加彼此陌生感。安全政策若持续削弱社会联系，最终可能损害它试图维护的稳定。国台办的批评同时指向了人道代价、行政权边界和两岸关系的长期成本。

缩小申请范围一定会减少部分特定人员赴大陆探亲、探病和奔丧，这是可以预见的直接结果。可赴陆人数下降却不能自动等同于泄密风险下降。评估保密政策有效与否，需要查看违规案件、涉密事件、风险处置和审查准确率等专项资料。现有公开信息不足以证明，排除四亲等亲属申请能够改善这些指标。

可以确定的代价则更具体。原来有资格申请的堂表亲探病、奔丧事项将失去制度入口。部分家庭中，堂表亲可能长期承担照护、祭扫、遗产处理或家族联络。法律上的亲等层级无法完整反映现实中的亲密程度。

遇到重病和丧事，取消申请资格意味着当事人连陈述特殊情况、接受个案审查的机会也没有。由此受到影响的，还有大陆一侧等待照护或共同处理家事的亲属。限缩规定也可能出现管理上的反作用。有人可能改用其他事由申请，也有人可能因担心职业评价而减少申报，审查机关能够掌握的真实信息随之下降。

两岸总体人员往来数据只能证明探亲、就业、求学和经贸联系仍有现实需求，不能直接用来判断针对军职、涉密及特定技术人员的规定是否有效。台当局若只公布限制范围，不说明风险依据和实施成效，社会便难以判断这项措施能否提高安全治理质量。

纠偏可以从恢复风险分级开始。高度涉密岗位可适用更严格的审批与行程管理，一般岗位应依接触信息范围设置不同要求。探病、奔丧可保留紧急通道，四亲等申请人则应获得提交照护证明、医疗材料和亲属关系说明的机会。审批机关还需给出书面理由，设置申诉和定期复核程序，并公开不涉及个人信息的统计结果。

台当局需要停止把交流本身当作可疑行为。安全风险可以依法识别，违法行为可以依证据处理，正常探亲不应承担政治惩罚。开放探亲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制度顺应亲情和民意，才有可能降低两岸社会的隔阂。逆向收紧或许能暂时满足政治动员需要，却无法修复执政危机，也无法改变两岸同胞希望往来、希望团聚的现实。

国台办这次发话，批评落在了民进党当局借安全管理持续压缩民间交往空间的做法上。亲情一旦被纳入政治审查，行政权就会不断寻找新的限制对象。民进党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少数人的探亲机会、台湾社会对治理公正的信任，以及两岸之间来之不易的民间联系都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