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亲自撰文，重新界定塔利班与俄罗斯的威胁等级关系。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相比那些试图“分裂俄罗斯”的内外势力，塔利班带来的安全风险显然要低得多。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对外政策澄清，而是一场高度政治化的“优先级排序”信号。尤其是在俄罗斯于2025年7月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之后，这番“威胁等级重排”显得格外意味深长。更何况，就在同年4月，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还决定暂停对塔利班组织的“恐怖组织”认定，为双方的官方接触清除了法律障碍。

梅德韦杰夫的发声看似是在回应外界对俄塔关系正常化的质疑，实则早已超出对塔利班单一议题的回应范围。他刻意将塔利班与所谓“西方支持的分裂势力”相提并论，并指认后者才是真正的安全威胁。这一叙述框架，已经把重点从阿富汗局势，转移到了俄罗斯国内，转向了那个普京政府近年来始终不愿正面谈及的话题：俄罗斯本土社会的裂解与安全困境。

这番话的深意并非对外，而是对内。在对乌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社会资源压力不断加剧的当下，俄罗斯需要一个清晰的安全叙事。而“外部恐怖主义已不足为惧，真正威胁来自内部分裂”这样的提法，无疑为克里姆林宫未来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提前铺好了合法性舆论路径。

在对外战争胶着、内部治理承压的大背景下，梅德韦杰夫点名“分裂势力”并非无的放矢。事实上，近年来，俄罗斯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已频频出现值得警惕的安全与认同问题。

2023年10月29日，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机场爆发骚乱，数百人围堵从以色列抵达的航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喊着“真主至大”等口号。这一场景在多年未见的大规模民族冲突后，引发莫斯科高层的高度关注。尽管最终被武装力量迅速平息，但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根本不是一架航班所能解释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正在当地重回地表，并与国际极端力量有交织风险。

此外，俄国内网络空间与社会议题上，围绕“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执法与定性正在收紧；即便是线上传播与检索相关内容，也更容易被纳入安全议程。

这一切对当前的俄罗斯而言，尤为敏感。相较于有形的军事冲突，意识形态与认同层面的裂缝更为隐蔽、也更难以预判。一旦某一区域的认同彻底“出走”，其结果或许会比坦克对决更具颠覆性。

梅德韦杰夫所谓“内部威胁”的真实指向，最为人瞩目的，其实是那场自2000年代延续至今的“车臣交易”。

普京政府在镇压第二次车臣战争后，与卡德罗夫家族达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协定。拉姆赞·卡德罗夫凭借对联邦的效忠，换取了几乎不受干预的地方治理自主权与巨额财政拨款。在这套机制下，车臣共和国维持了表面的稳定，但其实只是将火药桶压在了巨额预算与私人忠诚的基座之上。

2024至2025年间，卡德罗夫多次公开宣示对普京的忠诚，甚至将麾下“阿赫马特”武装部队派往乌克兰前线。然而，随着俄乌战事持续消耗中央财政，联邦对车臣的财政支持也面临边际退缩压力。一旦资金流断裂或政治信任坍塌，这种建立在“赎买”基础上的稳定机制将极易迅速坍塌。

更严重的是，这一模式并非仅限于车臣。俄罗斯对其他边远地区也采取了“资源换忠诚”的治理逻辑，尤其在北高加索与远东少数民族聚居区更为明显。但战争背景下，这种逻辑的支柱正逐步松动。

因此，梅德韦杰夫此时将焦点转向“内鬼”与“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为可能的失控局面制造政治预警：一旦地方秩序动摇，中央政府将以“反恐”名义迅速回收自主权，以确保国家统一底线不被突破。

在这份由梅德韦杰夫亲自署名的文章中，“分裂”与“西方资助”两个概念被频繁捆绑出现，形成了一套有意为之的“共谋叙事”体系。

他指责所谓的“公共机构”与“宗教自由观察团体”长期接受欧美资金支持，暗示其与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存在密切勾连。这种叙事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当局将复杂的国内治理问题外部化，也为进一步打压境内非政府组织、限制宗教与民族表达提供了话语依据。

实际上，近年来俄联邦已经大幅扩大“外国代理人”名单，对接受海外资助的机构与个人施加监管压力。在新的国家安全法语境下，“舆论引导”“意识形态渗透”已经可以成为警方介入的合法事由。通过强化“内外勾连”的标签，克里姆林宫有效地将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绑定，为所有“非一致性声音”事先加上敌意定性。

这套逻辑也在治理层面被不断强化：从扩大“外国代理人/不受欢迎组织”名录，到收紧媒体与网络空间的边界，莫斯科把更多社会议题直接并入国家安全叙事。

在这一舆论氛围下，即便一场地区性抗议也可能被上升为“国家分裂图谋”；而一场文化节、一次网络发帖，也可能成为“外国操控”的“实锤证据”。“内鬼”与“外敌”的边界，被刻意模糊，只为构建一个更便于掌控的政治秩序。

苏联解体三十多年，俄罗斯仍然未能真正从“边界焦虑”中脱身。2025年的今天，这种焦虑非但未减，反而在地缘战争与国际制裁双重压力下加速回流。

对乌战争投入了俄军主力兵团与大量财政资源，而传统用于国内维稳的军警与情报网络，不得不被迫削减。与此同时，俄南部与远东边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因预算紧缩而逐步中断，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医疗、交通发展停滞不前，社会不满情绪开始堆积。

而信息控制这道最后的防线，也在网络技术发展的浪潮中遭遇前所未有挑战。越来越多的地方性论坛、民族自媒体借助VPN与加密平台，绕过审查发出异见。中央政府的回应，从封禁、拉黑、抓捕，再到现在的“恐怖主义”定性，其节奏之紧张，已暴露出高度的不安。

在这一背景下，梅德韦杰夫再提“分裂主义”威胁，绝非即兴发言，而是一次战略意义极强的政治定调。他并不真正关心塔利班的言行，而是借阿富汗这一“外部对象”，映照出莫斯科自己所面临的隐性裂痕。

更准确地说，俄罗斯当前最深的安全威胁，既不在喀布尔，也不在基辅，而在它本土那些看似平静却早已悄然发酵的土地上。在一场对外战争的激流中，国家机器最怕的，是后方那块突然松动的地基。今天对塔利班“降级”，明天可能就是对本土异议的“全面升级”。

此刻，梅德韦杰夫的这篇表态稿，已经不只是一次政策解释，更像是一份战争时代的“政治备忘录”——写给内部，也写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