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脚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但少有人知的是，在接下来的21年里，中国历史上曾同时存在两个周天子——周平王与周携王。
一个被诸侯拥立东迁洛阳，另一个被王室扶持坚守西部，形成“二王并立”的诡异局面。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段历史在《史记》中被完全抹去，直到千年后出土的竹简才揭开真相：周平王的正统地位，竟是靠晋文侯刺杀竞争对手换来的。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博弈？为何司马迁对此讳莫如深？当诸侯能随意废立天子，所谓的“天命”究竟还剩几分分量？
过去我们熟知的“烽火戏诸侯”，说的是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亡国的故事。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传说更加曲折。
周幽王为摆脱申侯集团对王权的掌控，毅然废黜申后及其所生的太子宜臼。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申侯。他联合犬戎，反攻镐京，最终在骊山之下杀死了周幽王与伯服。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为女儿与外孙复仇的正义之战，实质上，却是引外敌入侵、血洗王畿的行径，无异于叛国。
据《竹书纪年》记载，幽王刚死，申侯便联合鲁侯与许文公，在申地拥立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然而，这一匆忙的立王之举，并未得到诸侯的普遍认同。为何？只因宜臼的王位，沾染了太多血污——他背负着“弑父”的污名，在礼法时代，这足以动摇其继位的正当性。
反对声最强烈的，是虢公翰。作为虢国之君、幽王的重臣，他视宜臼与申侯为“乱臣贼子”，坚决不承认平王的地位。于是，虢公翰转而拥立幽王之弟余臣在携地称王，是为周携王。一时间，周朝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王权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关键史料佐证：
《清华简·系年》：“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
《竹书纪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周平王与周携王的对立，本质是两套政治逻辑的碰撞
周平王最初的支持者屈指可数：外公申侯、盟友缯侯，以及同属姜姓的许文公。这本质上是一个根基薄弱的 “外戚同盟”，在讲究宗法与礼法的周室，缺乏足够的公信力。镐京被毁后，他连个像样的都城都没有，只能寄居在申地，天子威仪荡然无存。
更致命的是他无法摆脱的 “合法性危机”。以虢公翰为首的周携王支持者，直指他为悖逆王室的“篡位者”。诸侯们心中也充满疑虑：“一个借外祖之手弑父上位的人，有何资格做天下共主？” 《系年》里说 “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可见他当时多没存在感。
然而，平王虽背负污名，却深谙权术。他敏锐地看到了转机——晋、秦、郑等诸侯正野心勃勃地寻求扩张。于是，他果断“借势”，以天子的名分进行一场政治交易：将岐西之地赐予秦襄公，许以征伐之权；拉拢晋、郑，用未来的权力承诺换取他们当下的支持，用王权换生存。
反观周携王，他的支持者堪称“根红苗正”。虢公翰背后是西周的王室贵族与辅政老臣，他们代表了西周的旧有秩序。更有褒、毕、霍等十余家姬姓诸侯鼎力支持，这些都是与周王室同宗的 “自己人”。
从宗法制度看，周携王无疑更具正统性。作为幽王的弟弟，在太子被废且声名狼藉的情况下，依据 “兄终弟及”的传统继承王位，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他双手 “干净”，与幽王之死毫无瓜葛，在道德上占据了绝对高地。
但完美的法理却敌不过残酷的现实。周携王的统治核心偏居携地，地盘狭小，资源匮乏，军事实力薄弱。更糟糕的是，他的根据地靠近犬戎势力范围，连自身安全都时刻受到威胁。这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晋文侯的赌局：杀天子、换筹码，诸侯争霸的时代从此开启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大军攻入携地，杀死了周携王，终结了持续二十一年的“二王并立”局面。然而，这并非一次单纯的 “勤王”之举，而是一场经过精密算计的政治投机：
开疆拓土，扼守要冲携地紧邻晋国西部边境。吞并这片土地，意味着晋国控制了崤函走廊——这条连接东西的战略咽喉，从此成为晋国崛起的重要基石。
肃清政敌，独占“勤王”之功晋文侯以 “平定内乱”之名，行 “斩草除根”之实。他不仅要让携王势力彻底消失，更要借此独占 “匡扶周室”的政治资本，换取代天子征伐的特权。
打破旧制，开启强权时代这场杀戮，实则是用武力改写了规则，宗法继承制让位于实力原则。而失去关中根基的周王室，从此沦为诸侯博弈中的一枚符号，一个名存实亡的 “天下共主”。
《竹书纪年》中仅以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一笔带过，但清华简却揭开了更为惊心的真相：晋文侯先是伪装修好，骗取信任，而后趁周携王外出巡视之际，发动突然袭击。这场精心策划的背叛与杀戮，不仅终结了一个王朝的内部分立，也如同一声序曲，预告了那个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礼崩乐坏之世——一个靠权谋与武力说话的春秋时代，正拉开血腥大幕。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当年是周携王胜出，历史是否会走向不同的轨迹？
答案是可能的。倘若周携王能够稳固关中，秦国便将失去东进机会，楚国也可能提早北进，与中原诸侯正面交锋。春秋五霸的格局或将彻底洗牌，以宗法为基础的旧秩序得以延续，诸侯间的全面争霸可能推迟上演，“尊王攘夷” 或许根本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但历史从不相信如果。周平王的胜利，本质上是一场地方诸侯对中央王权的颠覆，尽管周王室因此苟延数百年，却也让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分封制逐渐瓦解，中央集权开始萌芽，最终催生了秦汉大一统的帝国。
《史记》对 “二王并立”这段历史的缄默，绝非简单的史料疏漏。作为汉代的官方史官，司马迁深谙 “为尊者讳”的政治逻辑。若揭示周平王得位不正的真相，便等同于否定了整个东周的法统根基，进而将动摇汉朝 “承周继统”的合法性基础。
更深刻的真相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本质是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晋国作为最终的赢家，在其史书《晋乘》中，自然要将晋文侯弑君的行为塑造成 “勤王”义举；而秦国作为从平王上位中获益的盟友，其《秦记》也必然对这段不光彩的过往讳莫如深。沉默与改写，共同编织了一张权力的叙述之网，将真相深埋于时间的尘埃之下。
这段被尘封的 “二王并立”史，照见的是一条冷酷的政治铁律：所谓 “正统”，往往是权力博弈后披上的外衣。周平王背负 “弑父”污名，却能倚仗诸侯扶持站稳脚跟；周携王占据宗法高位，却因实力不济而殒命；晋文侯高举 “尊王”旗帜，实则为己开疆拓土。
合法性，终究要靠刀剑支撑。 若无晋文侯的武力，周平王的“正统”不过是空中楼阁。旧秩序在崩塌中催生新制：宗法礼乐的瓦解，为官僚体系与郡县制的萌芽撕开了裂口。
理解历史，需要多维印证。 官方正史、出土竹简与金石铭文，如同拼图的碎片，缺一不可。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叙事。在权力的棋局中，每个人都在理性计算，每一步都藏着生存的逻辑。正是这些复杂的抉择与博弈，共同推动着历史的洪流，最终塑造了我们所见的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