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除了中央人民政府全国委员会委员外，还有受邀出席的多个领域的代表，包括政府、军队、外交等各方面，总计代表422人。

当天下午4时，毛主席、周总理也出席了在中南海召开的政协会议，就在大家热烈讨论有关事宜时，从中南海外东侧突然传来两声爆炸。

“轰！轰！”

这两声剧烈的爆炸，当时就引起了会议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窃窃私语起来，只有毛主席依然镇定，他扫视了全场后，提醒众人：

“请同志们继续发言。”

大家继续热火朝天的讨论起来。

坐在毛主席身边的周总理在听到爆炸声后，并没有说话，而是悄悄写了张纸条递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一会儿的功夫，那名工作人员递给了周总理一张纸条。

周总理低头一看，吃了一惊：

“4点20分，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大爆炸，伤亡情况及爆炸原因不详；公安、消防人员正在现场抢救。”

会议结束当晚，周总理不顾疲劳，又立即召集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召，要求北京市公安局迅速组成专案组对爆炸案进行调查。

1950年6月14日下午4时20分，中南海外东侧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根据当时目击者称，在爆炸过后，整个药厂的上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整个爆炸现场宛如人间炼狱一般，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周围的废墟、电线杆、树杈上挂着死难者的残值断臂，情形惨不忍睹。

在爆炸发生的一刹那，北京市消防队、公安机关便立刻安排人员赶赴事发地点，当时现场尚有明火还在燃烧，消防官兵与赶到事发现场的解放军官兵以及自愿参与救灾的群众立刻进行了扑救，历时10个小时，至次日凌晨才将大火扑灭。

根据资料记载，此次爆炸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有39人(其中市民32人、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7人)死亡，406人受伤；全部倒塌的房屋有497间,部分倒塌的有1928间。

在周总理指示下，北京市公安局当天便成立了专案组，对爆炸案进行调查。

由于案发时是建国初年，加之正在召开政协会议，专案组一开始就把方向定在了敌特破坏上，为了保证案件调查进度，专案组还专门邀请了一个苏联爆破专家马特维也夫到现场。

辅华合记矿药厂是专门用于生产矿用炸药、雷管的工厂，在当时来看，确实是容易被敌特视为目标，一个专门做炸药、雷管的工厂，一旦发生爆炸，其破坏威力是不容小觑。

根据现场侦察，专案组大致还原了案发经过。

人们一开始听到矿药厂的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实际上是由两次稍小的爆炸引起的，爆炸的位置分别是成品炸药包装点和雷管包装点。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工厂的成品车间，相距的位置大约有30米。两个爆炸的位置都有一个深坑，是爆炸后留下来的。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专案组的勘察现场的报告，苏联专家则持此案是有人蓄意破坏所致，因此给出建议：

“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种引爆方式,一是定时炸弹,一是白磷、黄磷等磷类化学物被人为点燃或者自燃。”

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专案组对现场爆炸后的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并送至清华大学化验，然而化验的结果表明，没有发现有定时装置，而依靠明火点燃炸药，点火的人根本来不及逃离爆炸现场，因此专案组倾向于是第二种，即存放的白磷、黄磷等磷类化学物自燃引爆。

专案组兵分两路，查问了工厂的职工，特别是在爆炸前进出成品车间的人。

辅华合记矿药厂是专门生产爆炸物的工厂，因此为防止敌特人员破坏，工厂进出人员都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生产车间也设立了门卫，所有人进出都要在门卫处登记出入时间。

专案组很轻易的就查到了案发前进出成品车间的人，并初步锁定了三个嫌疑人。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三个嫌疑人均能够清楚明白的说明案发当天自己所在的位置，而且都有人能够证明，因此三人的作案嫌疑就陆续被排除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这起案件笼上了一层迷雾。

1950年6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电讯侦查处截获了一封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密电，经破译后电文如下：

“609：祝贺你组实施之北平爆炸行动成功，局座奉总统之命已令予以嘉奖，不日将有特使赴平。”

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专人监听敌特电台，结果于6月24日再次截获敌特电文，此次电文字数总计有3654字，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针对爆炸对“609”的指导，据说这里面还有美国专家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这封电文里面的一些爆炸案有关的情况，比如技术数据，伤亡损失等情况，都是未公开披露的消息，

以上密电无疑表明，此次爆炸案确实是敌特破坏所致。

北京市公安局在专案组（后来称1号小组）之外，另行抽调了8名侦查员组成了“2号小组”，专门负责调查厂外的情况，两个专案组互相分工，彼此互通消息，调查同时进行。

当时，我公安人员针对敌特电台的活动情况，已经有了经验，因而2号小组在针对前后两份敌台电文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

“当时台湾特务机关与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以电台联系时,一般都是两套密码轮流使用，即这次使用甲密码,下次使用乙密码。过一段时间,又把两套密码都换掉。另外，还有一套备用密码,用于紧急情况使用。而这两份密电,却一反常态违反了这一规则,两份密电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码。就是说，敌特人员是故意让我公安局截获密电的，用意何在呢？”

爆炸案在发生之初，鉴于当时形势，没有对社会公开有关情况，在当时只有五个地方才有接触到这些情况的资格，包括辅华合记矿药厂在内的还有公安机关、民政部门以及华北军区、第208师有关部门。

在这五个地方中，只有辅华合记矿药厂才了解最详细的数据，其他四个部门都只是有笼统的统计数据。

2号小组根据第二封密电所涉及的爆炸案有关的情况，初步怀疑情报是从辅华合记矿药厂泄露出去的。

侦查员找到了辅华合记矿药厂的厂长于某，根据他描述称：爆炸发生后，他曾责成3名下属负责善后工作。

侦查员又找到了上述三个人，而三人中其中之一是生产部经理金铚，他在接受侦查员询问时，曾提到了一个情况：

“我的一个表弟查一峰曾在爆炸发生后找过他,要去了一份当时刚整理出来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单方面的调查报告，查一峰说自己在天津的一家报社工作,准备就此事写一篇调查文章，需要了解一些数据。”

专案组后来到天津去调查，却发现这个查一峰虽然曾经是记者，但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干了，在石鼓胡同开有一家西药批发公司。

专案组立刻安排人手对查一峰开展24小时监视，终于发现了其可疑之处。

1950年7月1日，在天津警方的帮助下，专案组截获了查一峰发往香港的一些电文，发现了他一直以来从事特务活动。

也几乎就在同时，上海警方在一次破获敌特潜伏的案件中，抓获了一名潜伏的保密局特务，这个特务供出了在北京的查一峰

同月3日，查一峰被天津警方逮捕，连夜被押解至北京。

查一峰在被捕后，老老实实供出了他向矿药厂厂长索要那份材料的原委是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的密令。

原来北京市公安局截获敌特的两封电文，都是国民党保密局一手伪造的，1953年，毛人凤提及这件往事，称这个举动是：

“和共匪公安机关开了个玩笑。”

不过，根据网上部分文章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一直想搞破坏，但自始至终也没找到什么机会，恰好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爆炸，特务们就把这起爆炸案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

至此，案件调查告一个段落，因查出与敌特破坏无关，2号小组被撤销，案件的调查又重新回归到原来那条线上。

1950年7月5日，专案组决定对案发现场重新勘察，并从华北军区和上海分别请了三个专家来现场。还对该厂的职工进行走访。并进行了一次模拟爆炸的试验。

根据模拟的爆炸结果显示，是炸药包装点先爆炸，然后引发了雷管包装点的爆炸。

专案组据此调整了调查思路，把目光放在了爆炸的一号现场。

一号现场在爆炸时，有三名罹难的工人，根据门卫记录，三人在进入车间的时候，都交出了身上的违禁品。

如果说一号现场的爆炸，是他们三人之中任意一人所做，那么他们用于引起爆炸的违禁品残留物应该还在他们身上。

专案组走访了三名罹难工人的家属，有了一点收获。

根据一名叫刘古的罹难工人的妻子的说法，她丈夫在当天上工前，穿了一双底部有钉掌的皮鞋，专案组最初认为，钉掌的钉子在与地面摩擦时，可能产生火花。

可后来发现，刘古这双皮鞋根本就没穿进车间，专案组调查后才发现，事实上工厂为了安全起见，对工人的衣装管理十分严格，刘古在进入工厂后，发现了自己穿错鞋，就和工友借了双鞋穿进去，把皮鞋留在外面。

借给刘古鞋的那名工友在爆炸中手上，此刻躺在医院里，专案组从他口中证实了这件事。

刘古的嫌疑被排除后，专案组对另外两人进行了调查。

一个叫范震光的罹难工人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专案组在调查他交出违禁品的情况的时候，有人提出他在进入工厂前，衣服口袋里面有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响。

按理来说，范震光在进入工厂前，已经交出了身上的违禁物，这其中包括火柴、香烟、一串钥匙，而能让一个人宁肯带进工厂也不愿交出来的，就只有钱了。

综合分析来看，范震光当天进入工厂时，身上应该揣着几块银元。

专案组先是请教了专家，询问银元碰撞能否引燃炸药，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去勘察了爆炸现场，结果在现场残留物中，发现了3枚被炸的面目全非的银元。

据此，专案组断定，爆炸产生式源于范震光违规将金属物带进了工厂车间，因操作时不慎将银元掉在了正在装箱的炸药上,银元碰擦产生的火花引发了爆炸。

这是一起因生产安全事故引起的爆炸案。

专案组调查历时一个月，虽然没有抓住大鱼，但案件调查过程细致入微，考虑全面，因而引得了上级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