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南亚侨民会议上，一位印度学者向李光耀提出问题，问他能否像改造新加坡那样推动印度实现崛起。李光耀给出的判断是，没有单个人能够改变印度。这个回答来自他对印度四十多年持续观察后的结论。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华裔家庭。他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49年毕业后返回新加坡当律师。1954年他参与创建人民行动党，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那一年他35岁，带领新加坡从殖民地走向自治，再到1965年独立。

新加坡独立初期面临严重失业和住房短缺。李光耀推动大规模组屋建设，让大批居民住进现代化公寓。他重视教育和人才引进，设立全国服役制度培养纪律性，同时吸引外资发展港口和制造业。到1990年他卸任总理时，新加坡人均收入已经进入亚洲前列，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秩序良好。

卸任后李光耀担任资政到2004年，又任国务资政到2011年5月。他继续关注亚洲事务，其中印度是他长期跟踪的对象。从1959年第一次访问印度开始，他总共去过印度16到17次，亲身观察当地变化。这些访问包括1962年和1964年以总理身份会见尼赫鲁，以及2005年在新德里发表尼赫鲁纪念讲座。

李光耀早年对印度抱有期待。1960年代他看到尼赫鲁推行五年计划，新建工厂投入生产，以为印度会快速赶上亚洲其他国家。但是后续多次访问让他看到，工厂设备多年没有更新，产量保持在原来水平，而管理层却频繁更换，腐败现象逐渐增加。

李光耀认为印度最核心的制约在于语言多样性。他指出印度有大约320种语言，总理用印地语讲话时，全国12亿人口中只有大约2亿人能直接听懂。其余民众需要依赖翻译，这导致中央政策传达到地方时经常出现偏差，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这种语言分割让全国统一行动变得困难。不同邦使用不同主导语言，官员沟通需要额外时间，跨邦项目协调成本很高。李光耀观察到，这和新加坡形成鲜明对比，新加坡人口少，语言统一，政策从制定到落地速度快得多。

种姓制度是另一个深层障碍。李光耀把种姓看作精英管理的敌人，因为它让出身决定社会位置，而不是能力高低。即使法律已经废除种姓歧视，实际生活中高种姓群体仍然占据政府和企业更多关键岗位，低种姓人才上升通道狭窄。

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进一步拖累发展。李光耀注意到印度公务员继承殖民时期监管思维，他们更多关注审批和控制，而不是帮助企业和民众解决问题。一个投资项目往往需要经过几十个部门盖章，耗时几年，过程中额外支出不菲。

各邦地方主义让中央决策执行受阻。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邦政府优先维护本地利益，中央推动全国性基础设施时经常遇到征地补偿纠纷和权限争议。英国殖民时期划定的直线边界，没有充分尊重民族分布，进一步加深地区隔阂。

人才流失现象突出。印度理工学院等名校培养出大批工程师和专业人士，他们在硅谷担任谷歌、微软等公司高管，表现优秀。但是国内科研经费短缺，企业创办手续繁杂，许多人选择留在海外。李光耀认为这是体制没有充分利用本土人才的结果。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影响长远竞争力。高收入家庭孩子能接受国际标准教育，学习英语和先进技能，而农村和低种姓地区学校设施简陋，教师经常缺勤。这让社会底层上升机会有限，整体人力资本开发速度慢。

李光耀强调印度政策连续性不足。历届政府推出改革措施，但因为联合政府决策复杂，加上地方反对和选举压力，一项政策往往坚持不到几年就调整或取消。这和新加坡长期坚持同一方向形成对比。

他把印度描述为沿着英国铁路线排列的32个不同国家群体。这种多样性让统一治理难度极大，需要考虑民族、宗教、语言和地区利益的多重平衡，决策过程比单一民族国家复杂很多。

李光耀在2005年尼赫鲁纪念讲座和2013年回答印度官员提问时，都重复类似观点。他承认印度上层人士能力不输世界任何国家，但整个系统限制了他们发挥潜力。

2011年会议后，李光耀在回忆录和访谈中继续阐述这些看法。他的书《李光耀观天下》专门讨论印度情况，指出只有逐步解决内部分割问题，印度才能释放巨大人口和市场潜力。

李光耀2015年3月23日在新加坡去世，享年91岁。他去世前仍关注印度发展动态。他的判断成为后来分析印度挑战的重要参考。印度在过去十年经济增长明显，手机组装等制造业有所扩大，但核心零部件仍需进口，基础设施建设和官僚效率仍有提升空间。

印度领导人尝试推动制造计划和反腐措施，各邦与中央的协商会议定期举行，但语言、种姓和地方利益带来的协调成本依然存在。未来印度要加快步伐，需要在这些领域持续投入努力，过程会比较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