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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马斯·格罗弗（Samarth Grover）

编译 |杨林宇

编译审核 | 胡可怡

本期编辑 | 宋可馨 李一鸣本期审核 |朱依林 江怡

编者按

莫迪在2014年上台后取消了记者随总理专机出访的惯例，重塑了印度外交新闻的生产逻辑。作者指出，专机随行的价值在于为记者提供持续接触决策者的空间，使其能够在没有预设脚本的情况下自由追问，并通过长期交流建立多层次信源。随着这一渠道关闭，外交信息的获取与报道生产逐渐由现场采访、独立核实和背景解释，转向依赖官方WhatsApp群组接收、同步转发统一信息。此举虽然提高了信息发布效率，却也强化了外交部对记者准入和信息流通的控制。同时，报道重心也由深度探讨政策博弈、谈判分歧和未公开细节，转向吹捧领袖形象、领导人肢体语言及各种外交“名场面”，不再主要回答“谈了什么、分歧何在、结果意味着什么”，而更多展示“莫迪在海外受到怎样的欢迎”以及“印度的国际地位如何提升”。文章尤其指出，批评性媒体并非政府的单纯“负担”，反而可以成为谈判者对外展示国内约束、提高议价能力的资源。一旦媒体声音趋同，政府不仅会失去这一谈判筹码，也更容易陷入自我强化的信息茧房；公共讨论则可能滑向非黑即白的情绪对立，削弱对外交复杂性、层次性的理解。因此，媒体多元性不仅关乎新闻行业本身，也直接影响外交辩论与公共决策的质量。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由印度政治漫画家Manjul绘制。图源网络

印度总理莫迪出访海外时，他乘坐的是“印度一号”（Air India One）专机，这是一支由纳税人出资购买、耗资840亿卢比的波音777-300ER机队，配有专门的新闻简报室。

纳税人依然在为这架专机买单，但机上的新闻简报却已悄然消失。

自2014年以来，再无印度记者随总理出访，这一延续数十年的民主惯例就此终结。过去，记者们能够向政府官员提问、独立收集信息，并作出不局限于政府官方叙事的报道。

对外交记者关闭总理专机舱门，是一项有意为之的决定。在接受斯米塔·普拉卡什（Smita Prakash）采访时，莫迪总理的前首席秘书努里彭德拉·米斯拉（Nripendra Misra）回忆称，在莫迪首次出访前，他按照惯例提交了一份拟随行记者名单。然而，莫迪当时却质疑，记者为什么非得搭乘总理专机。米斯拉提醒他，取消这一惯例可能会恶化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但莫迪依然没有改变主意。他认为，各家新闻机构完全可以自行派遣他们的“掌门人”（monarchs）。米斯拉表示，莫迪的指示十分明确：不带任何记者同行。此后，莫迪已出访180余次。

这些年来，接触印度外交决策机制的一手渠道，逐渐被经管制的二手信息所取代；亲历式的一线报道，让位于层层传递的转述信息；而对外交事务的深度报道，也日渐沦为对政治秀场和领导人形象的聚焦。为梳理这一变迁，并探究其对政府问责机制及外交政策本身的影响，本文采访了多位从瓦杰帕伊时期至今一直从事外交报道的记者。

一、总理专机上的座位意味着什么

尽管记者维尔·桑维（Vir Sanghvi）认为莫迪总理对媒体关闭大门的决定并无不妥，但他仍在个人博客中忆及，当年记者正是因同处专机之上，才得以挖到诸多独家猛料。

他写道：“有人曾问我，在跟随总理乘坐专机出访期间，记者是否真的因此获得过足以证明这趟行程价值的独家新闻。我能想到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Brajesh Mishra）告诉我们，总理将在日本会见那加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还有一次，在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和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一场不欢而散的晚宴后，我们当中有人拿到了逐节详尽的现场内幕（《印度斯坦时报》从纳特瓦尔·辛格

不过，他在博客中也补充道：“乘坐总理专机，从来不是为了挖独家新闻，也不是为了所谓的透明度。真正的价值在于（尤其是在瓦杰帕伊执政时期），记者能够借此机会结识政府内部人士，建立长期联系，为今后的报道积累可靠的信息来源。”

事实上，专机上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与总理同机出访，为来自不同新闻领域、经验丰富的记者提供了一个自由提问的场合。许多交流并没有事先安排脚本，记者能够根据现场情况自由发问。印度外交部保存的档案记录也表明，当时记者所能提出的问题之多。

根据目前仍保存在印度外交部官网上的一份采访记录，2010年，曼莫汉·辛格结束东亚峰会返程时，随行记者不仅问及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还就多个国内热点问题进行了提问，包括2G频谱腐败案、阿达尔什住房丑闻（Adarsh Housing Society scandal）、英联邦运动会筹备情况、《粮食安全法案》以及是否会进行内阁改组等等。

《印度教徒报》（The Hindu）高级助理编辑卡洛尔·巴塔查吉（Kallol Bhattacharjee）认为，记者随总理出访的价值从来就不限于抢发独家新闻。他说：“让记者随总理同行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执政时期开始，像库尔迪普·纳亚尔（Kuldip Nayar）这样的记者就已经跟随总理出访了。”

巴塔查吉表示，在总理专机上举行的记者会与普通新闻发布会最大的不同在于，总理有时需要当场回应事先毫无准备的议题。他举例说，在夏斯特里担任总理期间，塔什干谈判结束后，有记者当场询问有关哈吉皮尔山口（Haji Pir Pass）的问题。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提问，夏斯特里明显有些措手不及。巴塔查吉说：“这样的交流非常难得。其珍贵之处不在于记者能挖到独家猛料，而在于你能亲眼看见执政当局袒露真实考量。”

如今，这样的交流已经很难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各家媒体调整了报道方式。在总理出访期间，新闻机构越来越倾向于派出电视主持人，而不是专业外交记者进行现场报道。

因此，观众看到的内容，也从严谨的外交新闻逐渐变成了充满表演色彩的节目。例如，安贾娜·奥姆·卡夏普（Anjana Om Kashyap）、苏迪尔·乔杜里（Sudhir Chaudhary）和纳维卡·库马尔（Navika Kumar）等电视主持人，会重点讨论莫迪与特朗普之间“关系有多么热络”；乔杜里甚至会煞有介事地分析各国领导人的肢体语言；而记者希夫·阿鲁尔（Shiv Aroor）则着重报道海外印度侨民给予总理的“热情与崇拜”。

一位自21世纪初便开始报道外交事务、曾担任电视新闻主播的资深记者表示，不允许媒体记者随总理出访，事实证明对莫迪政府本身也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位记者回忆起莫迪2015年的中亚之行：“他当时要访问五个国家。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不可能派出五名记者分别报道这些活动；而一名记者如果自行乘坐民航航班，也不可能及时赶到所有地点完成采访。最终，几乎没有记者真正跟踪报道这次访问，就连通讯社也只派出了摄像记者。后来有人告诉我，莫迪总理对报道数量太少感到不满。而这的确是一次重要访问，因为中亚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未能获得足够关注的地区。”

多位记者还指出，报道这种涉及多个国家的密集外访，对记者而言存在很多现实困难。乘坐民航航班通常需要多次转机，不仅耗时更长，记者还必须在总理抵达之前赶到目的地，却又无法接触官方代表团，难以及时获得有关访问安排的具体信息。因此，对于记者个人而言，跨多个国家连续报道，不仅成本明显提高，采访难度也大大增加。

这位记者补充说：“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是，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记者也会随行。这样更便于记者接触信息和衔接行程，也方便政府在返程途中就某些会谈向媒体进行简报。”

这位记者曾分别随瓦杰帕伊和曼莫汉·辛格乘坐总理专机出访。他回忆说，两位总理都会主动在飞机上与随行记者交流。他说：“如果总理本人没有时间，那么国家安全顾问或外交秘书通常会在飞机上举行记者会，通过可公开或不可公开引用的方式，帮助记者了解事态进展。而现在，这些做法都已经停止了。”

过去，返程专机通常是记者在外交访问结束后首次能够较长时间采访总理的机会。最开始的问题一般围绕此次出访展开，随后，记者往往会把话题转向国内政治。虽然这种采访方式还不能与一些民主国家完全开放、自由提问的新闻发布会相比，但至少能让一次外交访问立即接受媒体追问，而不是只留下事先准备好的公开信息。

接受采访的两位记者都提到，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的关系长期紧张，他在出访时，仍然允许持批评立场的媒体记者随总统专机同行。例如，2025年11月，一名彭博社记者在“空军一号”上询问特朗普有关“爱泼斯坦档案”（Epstein Files）的问题时，特朗普当场称这位记者为“蠢猪”（piggy）。

在美国，作为白宫随行记者团成员与总统一同出访的记者，需要自行承担费用。

根据白宫记者协会的规定，总统离开首都华盛顿出访时，会有一个由13名记者组成的随行采访团，即“保护性记者团”（the protective pool）。其中包括3名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和彭博社的通讯社记者、4名来自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3名电视媒体记者、1名广播记者，以及2名文字记者，分别占用文字媒体席位和白宫记者协会席位（WHCA）。除文字媒体席位外，各新闻机构均承担本机构记者的全部旅行费用；文字媒体席位每次出行的费用，则由参与轮值的14家媒体共同分摊。占用文字媒体席位的记者负责向整个白宫记者团提供有关总统活动的报道。

这位前电视主播表示，印度各家新闻机构其实完全愿意接受类似美国的安排，自行承担出访费用。他说：“问题从来不是大家不愿意花钱坐飞机。事实上，现在各家媒体仍然在花钱派记者出国，去报道支持者高喊‘莫迪、莫迪’的场面，以及海外印度侨民的活动。如果能够像美国‘空军一号’那样，只要支付费用就可以随总理专机同行，我相信印度媒体都会愿意。因为记者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免费的机票，而是接触信息的机会和行程衔接的便利。”

这位前主播还指出，在莫迪执政初期，一些媒体甚至愿意派出一名、两名，甚至三名记者跟随报道海外访问，因为拍摄海外印度侨民齐声高喊“莫迪、莫迪”的场面，能够带来很高的关注度和收视率。“那种场面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也确实能够吸引观众。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报道的新鲜感逐渐消失，边际收益越来越低。”

当被问及不允许记者乘坐总理专机是否使外交报道成为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领域时，这位记者对这种常见解释嗤之以鼻。“人们经常说，‘记者怀念那些访问，是因为过去可以免费喝酒、公费旅行。’这种说法十分荒谬。没错，飞机上确实免费提供酒水，但随总理出访的记者并不是酒鬼，也不是为了喝酒才参加采访。”

与此同时，把记者随总理出访简单地说成是“花纳税人的钱公费旅游”，也掩盖了这一制度的真实运行方式。虽然记者乘坐的是总理专机，因此无需支付机票费用，但除此之外的所有开支都由新闻机构自行承担。出于安全和行程安排的需要，记者必须入住与总理代表团相同的酒店，而这些酒店通常价格昂贵，因此整趟采访的实际成本，往往比记者自行预订民航航班和住宿更高。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国际会议期间，这些酒店每晚的房价通常高达数百美元。

这种安排更多是出于后勤保障的需要，而不是给予记者特殊待遇。由于“印度一号”专机的所有行李都必须提前一晚完成安检并统一装机，因此，所有随行记者都会集中入住同一家酒店，以便统一收取和检查行李。访问结束当天，记者还会跟随总理车队参加最后的官方活动，随后直接前往机场登上专机返程。

二、印度米饼和咖啡，

偶尔还有一句可供引用的素材

要真正理解这些年来印度外交新闻报道究竟失去了什么，就需要先了解过去的外交记者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一位从事印度外交部报道30多年的资深记者回忆说，当时的外交部远比现在更加开放，也更容易接近。

他说：“过去，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去外交部。虽然正式新闻吹风会不是每天都有，但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外交部发言人。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1999-2002年）、亚什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2002-2004年）、纳特瓦尔·辛格（Natwar Singh，2004-2005年）以及S.M.克里希纳（S.M. Krishna，2009-2012年）等几位外交部长，都很愿意与媒体接触。”

他接着说：“其中，S.M.克里希纳尤其有名。记者们常常早上8点就赶到他家，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当天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他都会作出评论。当时，印度与巴基斯坦、美国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克里希纳经常一边请记者吃印度米饼和喝咖啡，一边回答大家的问题。”

克里希纳于2009年至2012年担任外交部长，当时，印度仍在应对2008年“11·26孟买恐怖袭击”带来的影响。政府一方面要求追究巴基斯坦相关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断尝试恢复两国之间的对话。印巴领导人多次会晤；“大卫·黑德利案”（David Headley）调查不断披露新的情况（编者注：大卫·黑德利是一名具有巴基斯坦背景的美国公民，也是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重要前期侦察人员）；有关恐怖主义和跨境武装活动的讨论持续不断；外交危机也时有发生，需要政府及时作出公开回应。与此同时，随着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达成，两国合作不断扩大，印度在阿富汗及更广泛地区的作用，也成为新德里和华盛顿之间的重要议题。

记者能够接触的不只是外交部长。受访记者接着表示：“外交部的联合秘书也会和我们交流，虽然这些信息大多数时候不允许我们公开引用，但他们会帮助我们理解事态发展。无论涉及中国、周边国家、美国还是其他议题，我们通常都能比较清楚地了解我国政府的立场。”不过，他也强调，自己并不是想把当时的外交部描述成一个“世外桃源”，而只是说明，那时候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沟通渠道确实比现在更加畅通。

多位记者表示，如果能够像美国白宫记者团那样付费搭乘总理专机，印度媒体完全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因为整个航程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背景简报会。漫长飞行途中，记者可以与陪同出访的政府官员进行大量非正式交流。很多时候，飞机尚未降落，记者就已经发出了多篇报道，解释印度希望达成什么目标、哪些谈判陷入僵局、哪些议题被官员视为敏感。这些判断大多并非来自官方声明，而是通过一次次交谈积累而成，帮助记者在联合声明的文字之外理解事件全貌。

三、同样的信息，新的“独家新闻”

如今，印度记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被显著重构。

卡洛尔·巴塔查吉在接受采访时说：“15年前，外交新闻的采访方式和今天完全不同。如果想获取信息，就必须主动给相关人士打电话，亲自去位于沙斯特里大厦（Shastri Bhawan）的外交部，与官员建立关系、面对面交流。2014年7月，莫迪政府上台后不久，我第一次听说，外交部开始为跑外交线的记者拉了一个WhatsApp群聊。”

结果是，各家媒体虽然在电视节目和新闻平台上彼此竞争，但共享的却是同一条信息源。巴塔查吉指出，记者虽然供职于不同的新闻机构，却都是同一个WhatsApp群组的“群友”，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行的信息组织”。

他说：“如果你不在这个群里，就等于被排除在信息圈之外；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个关系网络，有些线下采访活动甚至也不会邀请你参加。”

另一位目前在国际媒体工作的资深报纸记者指出，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新闻报道，也削弱了问责机制和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无论是新闻行业还是公共政策领域，都需要不同的声音来提供多元视角，否则人们很容易只相信自己构建出来的那套叙事。我们需要专业人士发表意见，不只是记者，还包括退休外交官。但现在，这些人说话都变得极其谨慎、小心翼翼。”

巴塔查吉指出，另一个牺牲品是独家新闻。

他说：“过去，如果你采访到像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这样的重要政治人物，那才是真正的独家采访，因为现场不会有十几名记者同行同时围着同一个采访对象。几周前，尼泊尔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举行记者会。真正提问的记者并不多。记者会结束后，大家排队与部长进行了简短的一对一交流，随后各自回到所在媒体频道，把这些内容包装成所谓的‘独家采访’。但这根本算不上独家，只不过是一场集体采访后的单独录制而已。而且，往往没有人能提出新鲜的问题，因为他们对议题本身了解得不够深入。”

他认为，这种“转发而非报道”的倾向，在“朱砂行动”（Operation Sindoor）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多数人是通过WhatsApp电话和社交媒体更新来‘爆料’，而非实地采访。如果有人说一架飞机坠毁了，你该怎么确认？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现场调查。但像塔夫琳·辛格（Tavleen Singh）和哈林德尔·巴维贾（Harinder Baweja）在1984年那样基于深入现场采访的新闻报告，如今已经越来越难实现了。”

四、渠道收窄，深度流失

如今，记者获取外交信息的渠道节点也发生了变化。

一位近二十年前开始负责外交部新闻采访的记者介绍了当年的工作方式。他说：“我在21世纪初开始跑外交部新闻时，记者不仅要参加官方新闻发布会，还需主动在外交部内部培养自己的消息来源。与许多依赖新闻信息局（Press Information Bureau）发布信息的部门不同，外交部主要由其下属的对外宣传司（External Publicity Division）负责媒体关系和吹风。”

他说，当时记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进入对外宣传司的邮件通知名单。之后，便要不断与外交部各个层级的官员建立联系，包括司长、联合秘书等高级官员。当时政府决策者也比现在更愿意接受采访。例如，在印美民用核协议谈判期间，记者可以直接致电官员约见，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政策议题。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当时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说：“像纳夫特杰·萨尔纳（Navtej Sarna）和维什努·普拉卡什（Vishnu Prakash）这样的资深外交官担任发言人时，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拥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虽然新闻发布会上偶尔也会出现事先安排好的提问，但整体氛围远比今天自由开放得多。发言人通常是部内最能干的官员之一，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拥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随着时间推移，对外宣传司逐渐变成了外交信息的重要“把关人”。他说：“如今，许多信息都是通过官方WhatsApp群发布的，因此，能否进入这些群组，对跑外交线的记者至关重要。”

多位记者还表示，如今能够提出尖锐问题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有记者回忆说，在一次与外交部官员的非正式交谈中，对方告诉他，批评性媒体反而有助于增强印度在外交谈判中的筹码。

这位官员解释说，当印度外交官在争议问题上受到对方施压时，国内的舆论批评和媒体监督可以成为谈判筹码——用来表明政府在国内面临政治约束，无法轻易让步。

他还说：“以印美贸易协定为例。如果美国要求印度进一步作出让步，印度谈判代表完全可以告诉对方，‘你看，国内已经有反对声音了，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这位记者还认为，随着发布会上的预设提问越来越多，外交新闻的关注重点也越来越集中于巴基斯坦，而其他重要议题却被不断边缘化。

他说：“即使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外交事件，讨论最终还是会迅速回到巴基斯坦问题上。媒体对巴基斯坦的关注程度高得惊人，其他外交议题往往都会被巴基斯坦的一举一动所掩盖。”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有一部分是商业因素造成的。“巴基斯坦相关新闻在电视上卖座，也受编辑青睐。结果，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得到的关注远低于应得的程度。”

这种报道方式的代价，是让一段本需细腻处理的外交关系失去了应有的层次感。“人们最终错过了大局和真正的理性讨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灰色地带’。但外交工作本来就充满各种复杂因素，即使是印巴关系，也应该有健康的辩论。但这个议题一直带有浓厚的情绪化色彩，如今，情绪对立比过去更加激烈，氛围也更加两极分化。只要有人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就很容易遭到网络围攻。哪怕几个月前，就连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领导人也曾公开提出过类似观点（编者注：2026年5月12日，RSS总书记达塔特雷亚·霍萨巴莱

“即使巴基斯坦在2026年的美伊冲突中担任斡旋角色，印度媒体也几乎没有认真讨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相关分析普遍缺乏深度。人们总想把外交描绘得非黑即白，但外交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多位记者指出，印美民用核谈判就是过去那种报道风格的典型案例。

2006年12月，《印度教徒报》记者西达尔特·瓦拉达拉詹（Siddharth Varadarajan）曾独家披露，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私下敦促美国国会修改美印民用核合作法案中的若干关键条款，以回应印度方面提出的异议，但其中多项修改建议最终未被国会采纳。

这篇报道披露了许多此前两国政府都未公开的谈判细节，使读者得以了解这项协议最终形成过程中，各方利益如何相互博弈、彼此妥协。

五、对“场面”的依赖

如今记者提出有深度、关键的问题越来越少，多名媒体从业者指出，总理出访海外时，官方愈发侧重打造视觉看点与定向宣传话术——无论是一个手势、一张自拍，还是他国领导人一连串的夸赞，都成了宣传重点。印度媒体甚至把莫迪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伸手扶了特朗普一下这么一个几乎无关紧要的瞬间，当作网络热点大肆报道，还专门为此制作多条视频报道。

安排预设提问、管控现场互动并非新鲜操作，但一名前新闻主播表示，2014年之后这类行为明显变本加厉。“我亲历过新闻发布会自由发问、没有脚本约束的年代，”他说道，“即便有外国元首到访新德里，记者也能抛出和双边议事日程毫无关联的问题。”

另一位资深记者举了一桩放在当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旧事。他回忆说，有一次，曼莫汉·辛格总理与一位外国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彼时，国大党支持者因反对一部由阿米尔·汗（Aamir Khan）主演的电影，在古吉拉特邦到处撕毁海报、冲击影院。两位领导人共同亮相海德拉巴宫期间，记者就这起国内争议向辛格发问，而辛格公开表态反对本党支持者的过激行为，直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编者注：2006年4月，阿米尔·汗公开支持“拯救纳尔默达运动”，要求在提高萨达尔·萨罗瓦尔大坝高度前，先妥善安置受工程影响的农民和部落居民；他强调自己并不反对建坝。相关团体却将其表态解释为“反纳尔默达工程”“反古吉拉特”，要求他道歉。阿米尔·汗拒绝道歉后，抵制进一步升级，抗议者焚烧其海报，并向影院经营者施加压力。由于担心发生暴力事件，古邦多数影院拒绝上映其新片《为爱毁灭》，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非正式禁映）。

一名纸媒记者表示，莫迪总理出访配套的各类造势场面，例如走红网络的“Melodi互动名场面”，如今已经形成规模化、流水线式运作。“歌舞表演、各类烘托氛围的环节全都产业化了。放在过去，驻各国使领馆、印度文化学院的孩童，才会为历任到访总理献上演出。”

这名记者指出，这类演出本质是在高度受控的环境中完成对外展示，事后还会被大肆包装，宣称是印度软实力的对外彰显。他坦言，现政府治下印度文化、瑜伽、印地语全球曝光度大幅提升的说法往往言过其实，真正值得留意的变化，是海外印侨群体在政治议程里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

尼赫鲁当年出访也曾吸引大批民众到场，但如今外交活动向海外侨民倾斜的趋势格外突出。该记者称，总理出访期间举办的大型侨民活动，表面包装成与东道国各界交流，实则全程面向当地印度裔社群开展。

政府还有一个明确的动向——主动拉拢境外媒体。一位国际记者指出，“自从朱砂行动以来，印度政府加大对接国际媒体的力度，高层内部越来越意识到，必须主动引导国际舆论叙事。”至于这套公关手段收效如何，他直言：“国际媒体很难被轻易左右。”

巴塔查吉提醒，不宜夸大“外交决策权过度集中于总理办公室”这一说法。“总理向来是印度外交决策体系的核心，”他解释道，“尼赫鲁执政时期如此，此后历届政府也皆是如此。”

以印美民用核协议为例：“当曼莫汉·辛格推动核协议时，有多少人还记得当时的外交部长是谁？”纳特瓦尔·辛格在谈判期间被撤职，但协议本身仍然顺利推进。“归根结底，外交政策始终由总理主导。”

在他看来，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外交政策的呈现方式。他说：“如今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表达更加突出。即使在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时期，也曾通过印度文化节等方式对外展示国家形象，但当时的侧重点不同。而现在，无论是总理还是外长出访，都更强调巴拉特以及文明身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转向是非常明显的。”

六、部长之外，

更多值得书写的外交群像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外交报道本身的核心使命究竟是什么？

巴塔查吉说，从业多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报道大多无关总理、国际峰会，而是那些在幕后支撑整套外交体系运转的普通人：口译员、办事文员、司机、行政职员、随行助理，他们的人生很少被关注。

“外交部里，有太多部长、高层官僚之外的故事值得挖掘，”他谈道，“人们只会看见给总理端茶的人，却看不见背后奔波送茶水的工作人员；大家只关注盛大峰会，却忽略了促成整场对话顺利开展的口译人员。”

他回忆起外交部一名前职员涉嫌间谍活动被捕的新闻，消息曝光时，他一眼认出了当事人。“以前办活动，都是他帮我们扛采访麦克风，”他说，“后来部里有人跟我说，所有记者里，只有我还记得这个人。”

他认为，媒体一味追逐独家采访权限、总理外访行程、峰会外交热点，反而掩盖了外交报道本该承载的多元职责。“当政府愿意敞开大门、接纳记者参与现场报道，这既是媒体的特权，更是一份责任。”

在他眼中，外交报道理应记录维系印度对外交往的各类机构、历史脉络，以及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大众对外交圈的想象，只停留在体面宴会、香槟与鱼子酱，这种刻板认知太过片面。”

作者简介：萨马斯·格罗弗（Samarth Grover），印度独立媒体Newslaundry高级记者，在多个新闻媒体上兼任评论员，他的报道涵盖印度政治、外交政策、社会底层劳工权益以及网络审查 。

本文编译自印度独立媒体“Newslaundry”2026年6月27日文章，原标题为Off the PM’s plane: The rewiring of India’s foreign affairs beat，原文链接：https://www.newslaundry.com/2026/06/27/off-the-pms-plane-in-a-whatsapp-feed-the-rewiring-of-indias-foreign-affairs-beat

本期编辑：宋可馨 李一鸣

本期审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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