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在仍有部分保守思想的延安因推行交际舞引起贺子珍的醋意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曾与多位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其中三位美国友人的访问尤为著名，他们是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延安的风并不比城里温和多少。遥远的密苏里出生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拖着一箱子小唱片和留声机，跌跌撞撞进了陕北。她本来对西北黄土不抱多大幻想，不过就是接受了一张邀请函，名义上说是做战地救护员，实际还有一份不大遮掩的政治动机。

她不是单刀赴会。沿途有左权、彭德怀并贺龙等各色英雄相迎，史沫特莱在马车的晃颠中细细体味中国革命官员的棱角。她很快感知，这地方讲规矩讲政治，每个人浑身沾满汗泥，还都倔得很。失眠那夜，朱德和毛泽东把大礼堂架成欢迎她的舞台，群众一排排笑着，革命口号不停，气氛怪异热烈，像大雪封路后家里头突然来串门的客人。

她没预料到自己吸引的目光过于集中。那年的延安，不少人听过史沫特莱这个名号：美国来的女记者，和宋庆龄、鲁迅、茅盾都有交情。这姑娘能说会道，外加还有写作天赋。可她骨子里压根不信自己只是记者，她甚至把自己当作国际主义活动家，往上凑就是一席评论，不见外。对共产党人，她有几分佩服又带点质疑，不过这些东西她藏在心里，谁会没点鬼主意呢？

延安民风其实简单，也实诚。白天大伙分地打仗，晚上团坐一桌饱餐，听她在会上聊美利坚的打拼，气氛温热。她喜欢这种直接，不兜圈子，添了火以后能像家人一样。只是，她看不惯革命队伍没啥娱乐活动，士兵吃完饭，大礼堂外院子里黑咕隆咚的，她那劲儿往外冒。

交际舞，那确实是她的“秘密武器”。留声机转起来，黑胶唱片吱吱悠悠一响，她自告奋勇教八路军跳舞。大伙穿着厚棉制服，小心翼翼学着，羡慕又惶恐。毛泽东、朱老总、周恩来都来凑兴，人气一下就高。不久每晚有人抱着饭碗就往教堂赶——钟楼旁边原本安静的基督教堂，现在搅得沸沸扬扬。

这幅场景要搁在她家乡不过寻常小事。可延安不同，彼时革命如火如荼，观念却还守着点封建的影子。部分女同志对“男女同舞”心存芥蒂。还有人忿忿低语：新来的美国女人坏了风气。史沫特莱私下里其实能理解，谁让自己太冒进？

有意思的是，她从没想过这点文娱会闹出大乱子。她收了留声机，本以为这事就算过去。左邻右舍的窃窃私语并没完，影子跟着她，连吴光伟也扯进来。史沫特莱自己反反复复想，是不是自己太骄傲了，有些懊悔了。

那场冲突爆发得很突然。一天，她正和吴光伟围着毛泽东谈诗，贺子珍进屋，脸色冷了下来，彻底不留情面。那里全无芝加哥的温吞气氛，斗争带了点尖利，几句话就见了真章。双方推搡起来，警卫员不得不插手。这架若发生在家乡也许只会成为茶余谈资，但在延安，意义不同。事后毛泽东劝解，史沫特莱虽然嘴上不服，其实早打算离开。

从延安撤走，是无奈也是解脱。她离开没多久就跟随革命队伍转战西北，随军报道日军暴行。史沫特莱行走在炮火之间，采访、撰写文章，为抗日宣传奔波。她本来以为自己能永远做个中外之间的沟通桥梁，不料后来回美国又被贴了苏联间谍的标签，美国记者的身份忽然成了桎梏。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于密苏里州，靠做报童补贴家用。后来进了免费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做杂工，民国五年（1916年）大学毕业后就跳入纽约新闻圈。在《纽约呼声报》任职期间，她关注底层民众的困苦，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结交，关注全球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抗争。

她在对外报道中不可避免地踩到美国政府的红线。被判六个月牢狱后，她化名去了欧洲，在德国教授英语续命，练语言，也关注着中国、印度的民主搏斗。这意外磨炼了她的观察力，小事也揪心，大事不畏惧。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中国的机会来了。《法兰克福报》征记者，她一头闯到上海，从此卷进了中国民主斗争。宋庆龄、鲁迅、茅盾——这些名字让她好奇又敬畏。再去广州，被人收走护照软禁，却死活不肯回国，美国大使馆推三阻四，她越发不服气。更绝的是，后来中共还派人把她接到西安，私下与周恩来见面，密谈西安事变。若换在别处谁敢想？

西安事变后，史沫特莱成了中国共产党“辩护人”。她既让世界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复杂，也时不时觉得只是被历史卷进了风头浪尖。与朱德约好撰写传记，满腔热情，可很多计划始终没完成。白求恩的到来据说就有她牵线，她不言自功，外面却流传她介绍来的传说。事情哪有那么绝对？

她在延安捐款、写作、招募外籍医务人员，活得太用力了。她痛快也好，敏感也罢，一直飘忽在国家和自身之间。许多同志尊敬她的骨气，她其实自我怀疑远比他人猜忌更烈。看到别人因为交际舞议论自己，她气愤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