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一位南方家庭妇女在院中晾晒亲手蒸煮处理过的三个骷髅头，毫不畏惧。她的丈夫正是当地有名的刽子手。 这是件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她却早已习以为常。为什么？因为她的丈夫是当地有名的刽子手，而这些头颅正是他从刑场上带回来的“额外收入”。 行刑的骷髅头会成为一笔收入，这在清朝末年并非新鲜事。每次行刑后，如果罪犯无人认领，刽子手便可将这些头颅带回家。 而像这位妇人，早已学会如何将这些头颅蒸煮清理，再放到院中晾晒——这成了她家生计的一部分。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样做。 锅中蒸煮骷髅头时，她没有犹豫或惊恐。她清楚，处理这些头颅是一个细致的活，温度必须掌控得当，不然头骨就会碎裂。晾晒后，头颅的表面干净光滑，才能卖个好价钱。 很多人或许想象不到，清末社会竟还有这样的“买卖”。当时一些力士和拳师会购骷髅头练习武艺，有的画家也买来当作解剖模特，还有些医学人士会用来做解剖研究。这个冷门的需求，成了刽子手家庭的生计来源。 刽子手这个职业并不被人尊重，他们地位低下，被称为贱民。人们避之不及，甚至视他们为晦气的象征。家属们自然也受牵连，没有选择的余地。 就连他们的孩子，也无法入普通学堂，而是跟着父母做些替人抬尸、运尸的活。这些活计在清朝社会有个专门的称呼：“还魂爷”。行刑后，专人会负责将犯人的头颅缝合回到尸体上，让死者留全尸，再送去安葬。 这些“还魂爷”长期服务刑部，主要负责处理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首，确保每个犯人不暴尸街头，保留全尸。 这种做法虽残酷，背后却透露出些许人道意味：哪怕是被斩首的死刑犯，清朝的刑场也尽力让其得以安息。这些被称为“还魂爷”的人，还会帮助一些贫苦人家把亲人安葬，让穷人得以全尸入土。 清末的刑场制度十分复杂，尤其是在行刑地点的选择上更是讲究。像北京的菜市口，就因为地处三岔路口而成为行刑的最佳场所。 人流密集，监斩官坐镇，围观者云集，朝廷用这种公开的方式震慑百姓，彰显法律的威严。像今天的新闻曝光一样，菜市口的公开行刑成了清朝的“法治宣传”。 就在这种环境下，这位妇人的生活显得异常艰难，但她已习惯。她明白，刽子手丈夫的工作是养家糊口的方式，尽管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眼，她只能选择接受。生计逼人，在这样的家庭中，生存比什么都重要。 这一天，她将蒸煮完的头颅拿到院中晾晒。阳光下，白色的骷髅头泛着刺眼的光。她静静地望着这些头颅，像是在查看自己手工的“完工情况”。 她很清楚，只有处理干净了，才有可能卖个好价钱。生活不允许她胆怯，她只能硬着头皮去适应，麻木而娴熟地完成这一切。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她身边围观的邻居，他们既恐惧又好奇。人们时而不经意地偷看她晾晒头颅，却又极力保持距离，生怕沾染了不吉之气。她察觉到这些目光，却装作不见。 周围人可以怀着好奇去围观，甚至可以离开，但她和丈夫没有选择。 这样的情形并非个例。清朝的刽子手通常一年只在行刑日“营业”一天，赚来的报酬也不高。 这份职业没有朝廷编制，不受法令保护，甚至旗人都被禁止从事此行。因此，刽子手与刑部多有往来，时常帮忙抬尸运尸，也接私活挣些外快，有时还会做保镖之类的工作，但真实身份却很少为外人知晓。 刑场外，围观的群众对这些事情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人们厌恶刽子手，敬畏死亡；另一方面，又对刑场处决充满了好奇。 美国摄影师托马斯·威尔逊·哈斯金斯拍下的清末行刑场景便真实记录了那一代人对刑场的“围观文化”。 摄影作品展示了当时人们对死亡的敬畏，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社会面貌。借助这些影像资料，后人得以直观了解行刑仪式的细节，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年代。 其中一幅照片中，一名妇女正与几个骷髅头一起入镜，低头处理骷髅。她神情平静，仿佛身边的头颅只是普通物品。 这些照片让现代人看到了一个麻木而又坚韧的妇人，她的日常生活因丈夫的职业而与死亡打交道，她却已不再惊恐。 傍晚，她将晒干的头骨收回屋内，心里想着这几天的生活是否有了着落。她明白，生活依然艰难，日子不会轻松。 但她只能一步步往前走。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但她清楚，丈夫的身份不会改变，头颅晾晒的“生意”也不会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