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载沣作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抉择，竟以 90 万斤小米的代价变卖了醇亲王府。溥任道：“父亲，果真要走这一步啊？” 1950年，北京什刹海畔的醇亲王府上演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抉择。这座府邸曾经是清朝皇族的荣耀象征，是载沣从出生到晚年的生活重心。 然而，这一年载沣做出了一个让家族震惊的决定——将王府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出售给国家。这一决定，在他的儿子溥任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面对这座记录着家族辉煌与兴衰的府邸，溥任不禁问道：“父亲，果真要走这一步啊？” 醇亲王府的辉煌，源于爱新觉罗家族的特殊地位。这座宏伟的建筑见证了载沣的一生。从1883年他出生于此，到1908年担任摄政王，直至清朝灭亡后退隐于此，这里始终承载着家族的喜怒哀乐。载沣是光绪帝的异母弟，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他的一生，正如清朝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 1908年，当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先后驾崩后，载沣成为了3岁幼帝溥仪的摄政王。面对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他努力推行新政，试图挽救大清。然而，载沣生性谨慎且优柔寡断，这种性格使得他的决策始终缺乏果断力。 当他因“皇族内阁”得罪满汉官僚，又在辛亥革命中被迫让权于袁世凯后，载沣选择彻底退出政坛。他对家人说：“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这句话虽显轻松，但也流露出他对政治的倦怠与对家庭生活的期待。 卸任后的载沣回到了醇亲王府。他将书房命名为“宝翰堂”，开始沉浸于阅读和天文学。他爱读《资治通鉴》，常用历史教训启发子女。 他还喜欢在夏夜教孩子们观星象，解释日月食的原理。他的这种教育方式，深深影响了他的儿子溥任。在这段时期，载沣从一位摄政王，变成了一名普通的父亲。他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努力教导他们淡泊名利、自立自强。 然而，清朝的覆灭带来的不是单纯的隐退，而是生活上的巨大转变。皇室的俸禄被削减，加之家庭人口众多，醇亲王府日益显得难以维持。 载沣虽在民国初年还能依靠俸禄和祖产维持生活，但到了抗战结束后，经济上的困顿已让他难以支撑。这座辉煌的府邸逐渐成了家族的沉重负担。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许多政府机构都需要新的办公场所。作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历史建筑，醇亲王府引起了卫生部的关注。 载沣意识到，自己的家族与这座王府早已无法分担彼此的重负。他一方面感慨王府的历史，一方面也不得不为家族的实际生活作出决定。经过多次权衡，他终于决定将醇亲王府出售给国家。 这一决定在家庭内部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当载沣向子女宣布这一消息时，溥任一时难以接受。溥任对父亲说道：“这不仅仅是一座府邸，它是我们的家，也是祖先的荣光。我们真的要放弃吗？”载沣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过去的辉煌留在了历史里，我们的责任是为家族的未来找一条活路。不能让这座府邸成为我们的枷锁。” 面对父亲的解释，溥任虽然内心仍有挣扎，但他明白父亲所言有理。他望着熟悉的庭院，想起儿时在这里学习天文、听父亲讲解《资治通鉴》的情景，一时百感交集。最终，他选择支持父亲的决定。 王府的变卖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决定，也是一个历史符号的转变。90万斤小米的售价虽不及王府的实际价值，但它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载沣将所得的一部分用于购置新的居所，另一部分则分给子女，为他们的未来铺路。而卫生部接手王府后，也将其转变为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实际上，这并非载沣第一次做出关键性的抉择。1917年，张勋复辟时，载沣被多次邀请参与以壮声威，他却始终保持距离。他深知复辟只会给家族带来更大灾难。 同样，当日本人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时，载沣坚决拒绝参与。他甚至亲自前往东北劝说溥仪远离伪满，但未能成功。载沣的每一次选择，都展现了他对家族与历史责任的清醒认知。 王府变卖后，溥任接过父亲的重任。他创办了竞业小学，将府邸的一部分改造成教育场所，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还以身作则，生活俭朴，不靠祖上的财富自食其力。他曾说：“我们不靠祖宗的饭碗活着，这是我最大的骄傲。” 回顾载沣的一生，他从摄政王到普通百姓，从清朝的掌舵者到一名淡泊名利的长者，他以自己的方式为家族谋求了一条平稳之路。他的抉择不仅为家族的未来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历史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页。 那一年，载沣站在醇亲王府的大门前，久久伫立。他看着这座见证了家族兴衰的宅院，心中百感交集。 最终，他转身离去，留下一段关于家族与时代交织的历史。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变迁，放下过去或许是唯一的选择，而每一次的放下，都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