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听说功德林里还有十几个顽固的国民党战犯时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说完这句话，他轻轻地摆摆手，说了句：“都放了吧，请他们吃顿肉，给点生活费，想去哪里都行。” 1948年12月25日，当新华社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时，这份名单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反响。《人民日报》当时刊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有的群众愤怒地要求严惩战犯，有的则建议给予改造机会。这些战犯大多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在战争时期握有重权，如今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被关押的战犯共有977名。其中926人来自国民党系统，他们中有700多人出身军队，100多人是特务出身。剩下的是伪满洲国和伪蒙古的战犯。这些人的处置问题，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 在处理战犯问题上，当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对这些战犯处以极刑，以慰藉在战争中死难的英烈。但周恩来提出，在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不宜处理战犯。毛泽东则更进一步，明确表态＂一个都不杀＂。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多个国家的媒体对中国采取的这种人道主义政策给予了正面评价。 为了改造这些战犯，新中国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管理体系。战犯管理所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组织战犯们学习党的理论，带领他们到各地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安排适当的劳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战犯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杜聿明将军。他在被俘前患有严重的肾病，而新中国却不计前嫌，特意从香港购买进口药品为他治疗。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得许多战犯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到了1959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首次对33名表现优秀的战犯实施特赦。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既不失原则又充满人性关怀的政策选择，展现了新中国的气度与远见。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智慧。一些被特赦的战犯家属后来在回忆中说，正是这种宽容的政策，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温暖。 从1959年到1965年，中央先后进行了6次特赦，共释放了296名战犯。这种循序渐进的特赦政策，不仅安抚了民心，也为后来的全面特赦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成为了新中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典范。 到了1965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战犯特赦工作暂时中断。这个时期，许多老战犯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71年5月，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列举了因病去世的战犯名单。这份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他建议在第四届人大之后重启特赦工作。 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组织人员奔赴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战犯关押地，开展实地调研。公安部召开了20多场专题会议，逐一审核每位战犯的情况。这些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与会人员需要详细讨论每位战犯的历史表现、改造态度和现实表现。 在反复斟酌后，华国锋向中央提交了最终的特赦名单。但他特别指出有13名战犯不建议特赦，这些人包括徐天任、李清、邱沈钧等人。这13人大多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战时给革命力量造成过重大损失，而且在改造期间的表现也不够理想。 然而，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在看到这份名单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指示要释放所有战犯，并且要求在特赦时请他们吃一顿饭。毛主席认为，这些人已经被关了二十多年，思想再难转变也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活动。这个决定充分展现了一代领袖的胸襟和对历史的深刻洞察。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们不仅要核对所有战犯的信息，还要整理二十多年前收缴的个人物品，准备归还。从一块金表到一盒火柴，这些物品都被完整保存。同时，中央还为每位战犯准备了100元现金、40斤粮票、一套新衣服和生活必需品。 1975年3月22日，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宴会。两百多名即将获得自由的战犯齐聚一堂，他们穿着统一的新衣服，带着中央发放的生活物资。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亲自出席，转达了毛主席的政策：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工作，想去台湾的可以提供路费。 不过，现实往往比理想更加复杂。10名选择去台湾的战犯中，张铁石在香港等待两个月后因路费被骗而自杀。其他9人中，2人留在香港，4人在政府帮助下去了国外，3人最终回到内地并成为政协委员。其余被特赦的战犯中，有的进入地方政协工作，有的到学校任教，还有的回乡务农。中央始终关注着他们的生活，除了每月15元的生活津贴，还多次安排领导接见，以改善社会对他们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