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郑和曾带领10万人出征日本，日本不仅不敢反抗还好酒好肉伺候着，还连捉20多名倭寇势力头目，以示诚意。最后，郑和带着罪人和臣服协定书，心满意足的班师回到了明朝…… 永乐年间，郑和奉命率领庞大舰队远征日本，规模达到十万人。出征过程中，日本不仅未作任何抵抗，反而以丰盛的酒肉招待了郑和及其将士，表现出极大的恭敬。 更有日本方面主动交出了20多名倭寇头目，以此表示诚意。郑和完成任务后，带回了这些俘虏和签署的臣服协议，满载而归，最终安全回到明朝。 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近三十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壮举之一。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背景，甚至显得牵强。 首先，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的航行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此说法显然不合逻辑。即使建文帝在流亡中逃至东南亚，郑和不可能通过如此浩大的海上行动寻找他。郑和的舰队规模庞大，必然引起极大关注，而建文帝若真在南洋，他无疑会选择远离，避免暴露行踪。 更重要的是，建文帝在位时即使与朱棣发生权力斗争，最终也未能保住帝位。此时，即便他还活着，也不足以成为朱棣的威胁。因此，所谓的“寻找建文帝”显得缺乏实际根据。 另一个解释是防备帖木儿帝国的威胁。然而，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帖木儿帝国距离中国极远，中间隔着广阔的沙漠和海洋，即使当时的明朝确实有防范意识，但帖木儿的势力早已无法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 更何况，郑和下西洋时，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已去世，无法再对中国构成任何影响。因此，防御帖木儿的说法同样显得不太现实。 从历史背景来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郑和的航行具有较强的“形象工程”性质。朱棣在夺取帝位时，其正统性一直受到质疑，而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及郑和的外交活动，朱棣得以向外界展示其治国的能力和威望。 郑和的航行不仅是对外宣示大明国力的手段，更是在向周边国家展示明朝的强大与威仪。通过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郑和帮助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影响力，证明了朱棣政权的稳定和合法性。 此外，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可能是防止海盗的威胁。明朝海上贸易繁盛，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通过郑和的航行，不仅能够加深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还能有效加强对海域的控制，从而降低海盗活动的发生。 明成祖永乐二年，郑和首次出海并非为著名的“下西洋”，而是受命前往日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频繁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明朝朝廷希望通过与日本的交涉，迫使日本加强对倭寇的打击。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室町幕府的统治之下，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掌政权。足利义满在统一日本南北朝、平定地方势力后，实际上是一个深具权谋和政治手腕的枭雄，他当时对明朝的强大实力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早在元朝初期，元军就曾对日本发起过征战，虽然未能成功，但这一历史记忆仍然让他心生疑虑。面对郑和庞大的船队，足利义满难免心生恐惧，担心这次的出使是否预示着另一场征讨。 然而，郑和的到来并非带有侵略之意，而是单纯作为明朝的使节进行外交活动。郑和与足利义满的主要交涉内容，正是日本当时猖獗的倭寇问题。 自洪武年间以来，倭寇对明朝沿海造成了严重威胁，频繁侵扰民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成祖指派郑和以使节身份，亲自前往日本交涉，并敦促日本当局积极剿灭倭寇。 郑和的到来令足利义满感到极大的压力，他在得知郑和来意后，立刻采取了行动，不仅接受了明朝给予的“日本国王”金印，还表现出极大的合作姿态。他命令抓捕了20多名海盗头目，并迅速处决。 在此期间，足利义满还亲自向明朝献上了一份国书，表示对明朝的尊敬，并送上了丰富的贡品。贡品中包括金银、马匹、文物等珍贵物品。 这份国书的措辞极为恭敬，足利义满在其中称自己为“诚惶诚恐”，态度恭敬而卑微，与当年杨载使团被日本扣押和杀害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这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也有其原因。与郑和随行的强大舰队相比，早期明朝派遣的杨载使团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这使得日本人对其充满轻视，甚至对使团成员动了杀心。 而郑和此行的强大军事实力，无疑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效应，使得足利义满不得不表现出极大的配合与恭敬。 郑和的此行不仅解决了倭寇问题，还为两国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进一步促进了中日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按照这一条约，双方同意以朝贡的形式进行贸易，所有贸易活动都需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以此来控制和规范两国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