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1966年9月2日的深夜，上海一处居所内，朱梅馥正在为丈夫傅雷准备最后一杯温水。这个夜晚注定要被历史铭记，却无人知晓此刻这对夫妻内心的波澜。窗外的蝉鸣渐歇，屋内的灯光依旧。朱梅馥的动作很轻，像往常一样细致周到。 傅雷攥着钢笔的手抖得厉害，遗书里夹着九月份的房租单和火葬费，连保姆的生活费都算得清清楚楚。桌上摆着寄存箱里搜出的旧画报，红卫兵拿这当“反党罪证”时，他气得把眼镜都摔碎了，镜片裂成蜘蛛网。朱梅馥把温水递过去，杯底沉着半块没化的方糖——这是她三十四年来养成的习惯，傅雷喝药总要加点甜。 这杯毒药可比当年处理丈夫出轨体面多了。1939年傅雷追着女高音陈家鎏跑到云南，朱梅馥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吧，他离了你活不成”，转头给情敌泡龙井茶。那会儿她还能笑着给傅雷抄稿子，钢琴盖上的灰三天擦一回，可现在连琴键都被砸成了碎木头，傅聪从波兰寄的家书烧得只剩灰烬。 朱梅馥蹲下来给丈夫系鞋带，发现他袜子上破的洞还没补。这场景让她想起1943年，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把钢笔摔墙上，墨水溅了满墙，她蹲着擦地，肚里还怀着傅敏。如今墙上的墨渍早被大字报覆盖，“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标语糊了十七层。 傅雷吞药时呛了一口，朱梅馥拍他背的力道像在哄婴儿。这个暴脾气的男人，曾因儿子练琴偷懒，抄起碟子把傅聪脸上划出道血口子，现在却乖顺得像只绵羊。药效发作时他抽搐着抓住桌布，朱梅馥把他手指一根根掰开，桌布上的绣花还是她当年从教会学校学来的手艺。 撕床单的动静惊醒了隔壁的猫。朱梅馥特意挑了条旧被单，经纬线都松了，撕起来不费劲。钢窗把手挂过傅雷的围巾，挂过晒干的玫瑰花，如今挂着两具飘摇的躯体。垫棉胎的凳子是她陪嫁的物件，漆面斑驳得像老人斑，三十年前从南京路永安公司买的，那会儿傅雷还会给她念雪莱的情诗。 有人说这是“生死相随的爱情”，可掀开浪漫面纱，底下全是时代碾过的车辙印。朱梅馥的温柔成了捆住自己的绳索，傅雷的刚烈反成了刺向心脏的利刃。他们像一对精致的瓷器，在太平年月陈列在博物馆，遇上疾风骤雨，摔碎时连声响都带着文人气——连赴死都要摆正衣冠、垫棉胎防吵邻居。 这场死亡最讽刺的是，遗书里骂儿子傅聪“叛徒”的傅雷，至死不知自己翻译的《艺术哲学》，正在巴黎大学课堂里被法国学生传阅。朱梅馥更不会知道，她临死前惦记的53.3元火葬费，二十年后只够买半条牡丹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