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为了围剿西路军，马步芳草拟了两封绝密电报，让电台主任尽快发出去，电台主任看都没看，就交给了曾庆良，而曾庆良是西路军！
当时，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遭到了马家军的围剿。在这种背景下，西路军就地召开会议，会议上决定让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剩下的部队分为三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地区打游击。
曾庆良是红九军的一名发报员，这次会议结束后，他就跟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一起行动。
谁知在转战祁连山时，部队与马家军遭遇，由于敌众我寡，我军伤亡惨重，曾庆良等电台队成员被迫撤进山林，没多久，他们被马家军的搜山部队发现了。
被俘时，曾庆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马家军没有杀他，这和曾庆良的老师刘景炎有关。
刘景炎时任西路军电台总工程师，他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与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是好友。听说自己的学生被俘，刘景炎给张之俊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发报员都是他的学生，恳求张之俊营救他们。
张之俊比较念旧情，看完昔日好友的信，他决定帮刘景炎这个忙。于是，张之俊就找到了马步芳，说现在电台处缺人，培养无线电人才不容易，希望从被俘的红军中选出一些无线电人才，补充到电台处。
马步芳也是一个惜才之人，他认为，张之俊说的有道理，就让他自己到西路军俘虏中挑选无线电人才。
张之俊挑了六个，其中就有曾庆良。
曾庆良就这样留在了西宁的电台处，他的直属上级是电台处主任熊维邦。熊维邦好色又好赌，平时没有多少时间处理电台处的事情，对熊维邦来说，如果能找一个人帮他处理这些无聊的事情就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熊维邦发现，曾庆良为人诚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无线电人才，他对曾庆良愈发器重，经常把手上的事情交给他处理。
而曾庆良为了找机会逃跑，只能佯装顺从。
1937年3月，蒋介石给马步芳发报，说李先念带着红军西路军千余人，正沿着祁连山腹部西进，要求马步芳立即派兵围剿，绝不能放跑一个西路军。
对于蒋介石的电报，马步芳很重视，为了全歼这一千多人，他草拟了两封绝密电报，这两封电报，分别发给马步銮和马彪，马步芳要求这两人马上带着部队追击和围剿西路军，争取全歼西路军残部。
草拟完两封绝密电报后，马步芳叫来了张之俊，让他马上把这两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分别发给马步銮和马彪。
张之俊拿到电报后，就交给了熊维邦。
电报到熊维邦手里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熊维邦刚刚娶了一个老婆，无心工作，接过电报后，他看都没看，就交给了曾庆良，让曾庆良尽快发出去。
曾庆良接过电报一看，脸色大变，这两封电报要是发出去，祁连山的一千多名西路军，可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曾庆良虽然被俘，现在为马家军办事，但他从未忘记自己也是西路军的一员，他知道，这两封电报绝不能发出去，不然西路军就会有灭顶之灾。
想到这，曾庆良强装镇定，见熊维邦还没有走，他就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做样子。熊维邦见曾庆良已经在发报了，也没有怀疑，看了一眼就走了。
熊维邦离开后，曾庆良就把电报扔在他桌子上，随后看了看时间，见已经到点了，曾庆良也下班了。
四天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与沿祁连山西进的西路军接火，损失惨重。马步芳纳了闷，按理说，现在祁连山的西路军，应该正在与马步銮和马彪打仗，怎么会跑到玉门与刘呈德交火呢？
马步芳突然想起，马步銮和马彪还没有回电，他顿感不妙，就把张之俊叫了过来：“都过去四天了，马步銮和马彪为什么没有回电，电报发出去了没有？”
张之俊就去找了熊维邦，向他询问此事。
熊维邦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跑回机房，在自己的桌子上看到了那两封电报，就火急火燎地找来曾庆良：“小曾啊，那两封电报，发出去了没有呀？”
“主任，这几天天气不好，干扰太大，我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曾庆良故作轻松地解释道。
“哎呀，你可给我惹下大祸了。”熊维邦脸色苍白。
“不要紧吧，要不，我再发一次试试？”曾庆良假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满怀歉意地对熊维邦说。
“算了算了。”熊维邦摆了摆手，也没有为难曾庆良，随后便走出机房，向张之俊解释这件事情。
熊维邦和张之俊一商量，便有了对策，他们一起来到了马步芳面前，向他解释了电报没有发出去的原因。
马步芳正要发火，熊维邦赶紧解释：“马主席，反正刘呈德已经和西路军交上火了，老头子那边，您也有一个交代了。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马步芳觉得熊维邦说的有道理，也就没有继续追查这件事情，曾庆良这才顺利逃过一劫。
后来，曾庆良找了一个机会，偷偷跑了出来，在老乡和红军援西军的帮助下，他顺利回到了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留守兵团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中队中队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庆良先后担任过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等职务。1961年，曾庆良还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6年，曾庆良病逝，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