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三万块，就是三百块我也拿不出来呀！”1998年，厦门大学给易中天分了一套房子，112平米，只需要支付3万元即可，可惜工作20多年的他竟然连3万块都拿不出来，只能看着眼前的新房子长叹一口气说道。 2006年，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家喻户晓——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这位语言辛辣、妙语连珠的教授以其生动的《品三国》讲座，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谁能想到，就在8年前的1998年，这位日后走红的学者面对厦门大学分配给他的112平米住房，却连3万元都拿不出来？ 回望1998年，对于已工作二十多年的易中天来说，那是一段苦涩而尴尬的时光。厦门大学的校领导通过朋友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从武汉大学转到厦门大学来任教。学校不仅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分配给他一套110平方米的住宅，只需要3万块钱。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可对当时的易中天而言，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3万块钱，我口袋空空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易中天回忆道。最终，他不得不从亲戚朋友那里四处借钱，才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给家人一个稳定的居所。 这样的窘境并非偶然。早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易中天和妻儿就挤在一个3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由于工资太低，家里经常是＂吃上顿没下顿＂的状态，有时候连一块钱的香烟都买不起。尽管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常常是别的班甚至别的系的学生都挤在他的教室里听课，但这种学术上的认可并未转化为物质上的改善。相反，同事们的嫉妒和领导的＂穿小鞋＂让他的日子更加难过。 而这样的困境在中国学者中并非个例。1985年，易中天目睹一位师兄在台上讲课时突然倒地去世。当他去师兄家中慰问时，看到的是一个只有几张小板凳的贫困家庭。在挽联上，易中天写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面对这样的现实，易中天不禁发问：＂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就活该受穷吗？＂这个问题成为他后来尝试突破学术困境，走向大众传播的重要动力。 回看易中天走红前的人生轨迹，1998年无法拿出3万元买房只是他生活苦难的冰山一角。这个后来以犀利言辞和平民视角征服观众的学者，他的＂朋克精神＂实际上是在漫长的磨难中锻造而成的。 18岁那年，年轻的易中天读了苏联女作家威拉·卡特林斯卡娅的《勇敢》，热血沸腾，他也想写一本中国版的《勇敢》。秉持＂要文艺，先生活＂的信念，不顾家人反对，他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然而等他到了农场才发现，现实远比理想骨感——每天面对的是干不完的累活、脏活，不是跟在大型联合收割机后面收麦子，就是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膝行拾棉花。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新疆，正处在黄金时代的易中天，心气很快就被锤没了。还写他妈哪门子《勇敢》啊，能写写黑板报就不错了。所有的期盼都一天天老下去。最大的奢望，是冬天能在屋里剥棉壳——暖和。 这十年的辛苦劳作，贫乏的生活，让易中天深刻体验到了生活的粗粝。当他从新疆回乡探亲时，已经彻底变成了＂老乡＂，连马路都不会过了。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了一种珍贵的能力——掌握了真正的民间语言，理解了普通人的生活和趣味。 30岁时，易中天还在新疆钢铁子弟公司教书，工资比不上妻子。为了多拿点工资，他才决定去考研究生。这与同时代的余秋雨形成了鲜明对比——30岁的余秋雨已经在为他的大师级学术著作打基础，而且他一路顺遂，从小就被人捧在手心里，16岁就考入了中国最难的文科院校之一。 1987年，易中天开始了他的学术自救之路。他读完《万历十五年》和《美的历程》后，回屋写了《走出美学的迷惘》，很不幸，只卖出了800册。1995年，他又用更接地气的文风写了＂品读中国＂系列，包括《品人录》《读城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但当时正是余秋雨《文化苦旅》大卖的时代，余秋雨的收入从每千字30元的再版费变成了8%的版税，步入作家富豪榜，而易中天的作品却依然不温不火。 直到2006年，命运的转折点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易中天，每期给1000元，一周录一期。易老师一算账，一年下来，那可是四万块钱啊，夹着包就去了。他没想到自己会火得一塌糊涂，也没料到会一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走红后的易中天，面对媒体的尖锐提问，展现出了他独特的＂朋克＂风格。当《面对面》主持人王志问他是否将历史庸俗化、娱乐化时，易中天不慌不忙：＂您还说，刘表见上帝去了。＂王志无言以对，易中天进一步追问：＂就是说刘表只能见阎王，不能见上帝？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只能说＇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