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德军进入乌克兰时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大批乌克兰民众站在道路两旁，不但没有逃跑，反而热情地举着鲜花和美酒欢迎德军到来。 乌克兰，这片黑土地上孕育了无数次丰收与希望，也见证了数不尽的眼泪与血泪。1917年十月革命后，乌克兰被纳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之下。这份归属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掀开了一段残酷的压榨历史。 作为“欧洲粮仓”，乌克兰的富饶资源迅速被苏联当局用以换取工业发展的资本，征粮令一纸下达，无数农户血汗的收成都被成批押走，只留残羹冷炙供生存。 最惨烈的一幕出现在1932年至1933年，史称“大饥荒”（Holodomor）的灾难席卷乌克兰大地。由于国家层层盘剥、再加上天灾连年，饥饿像是一只幽灵盘踞在每一座村庄上空。 农人连来年播种的种子也无力保留，只得眼睁睁看着土地撂荒，儿童啼哭无声，老人与牲口争食树皮与野草。整个乡村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活下来的，也失去了说话的力气。 据学者估计，约有350万到500万人因此丧生，而这场苦难，在乌克兰民众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仇恨与怨毒。 苏联政府对此并无悔意，相反对“反革命分子”加以清洗，对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地主阶级无情打压。在强权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既无选择自由的可能，也无改写命运的渠道。这份深埋骨髓的悲怨，如沉睡火山，终将在某个契机下猛烈喷发。 1941年6月，德军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发动全面进攻，一路势如破竹挺进苏联西线。在古德里安指挥下的装甲部队突破苏军防线后，疾速进入乌克兰西部地带。 坦克碾过田野的轰鸣尚未散去，德军却惊异地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枪火与阻击，而是大批乌克兰村民。 道路两侧挤满了男女老幼，身着民族刺绣的妇女端着盘子、递上鲜花、奉上自酿的酒和香甜的面包。小孩奔跑在坦克与卡车间，向士兵挥舞手帕。一位来自明斯特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想过敌国的人民会为我们如此微笑。他们的眼神里写满了希望。” 老农民带着骄傲向德军讲述饥荒时期的苦难，语气颤抖却坚定。他们希望新来的“解放者”能够推翻苏联的压迫，带来土地与信仰的自由。 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甚至主动联络德军，提出组建民兵组织配合纳粹作战，梦想借助德国的军事力量恢复乌克兰独立。 在一个靠近利沃夫的小镇上，年轻的姑娘娜杰日达手捧向日葵送给一位军官，喃喃祈愿：“请带走我们的苦难。”那个瞬间，被许多乌克兰人误认为是历史转折的曙光。德军上层对此“民意基础”大为振奋，甚至短期内在一些地区保留了乌克兰语教学与自治组织。 但这份短暂的蜜月期，终究只是薄如蝉翼的幻觉。仅仅几周之后，德军的真正目的便显露无遗——征服、掠夺与屠杀。最先察觉变化的是那些曾为德军做向导的人。 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村庄被强行征粮、农田被占、劳动力被抓走，甚至连教堂的钟也被拆卸熔铸成子弹。那位送花的娜杰日达，不久便目睹父亲被德军士兵用皮鞭驱赶出家门，只因拒绝交出最后一袋小麦。 巴比耶尔——一个原本宁静的小村落，在1941年9月经历了彻底的毁灭。德军谎称安排“撤离”，诱骗上万犹太人与“可疑分子”集中到山谷间。 密林中，机枪声响彻两昼夜。沃洛季米尔，彼时年仅十三，他躲在一棵枯树后目睹了母亲倒地那一刻。他从此不再说话整整三年。 屠杀并未就此止步。德军对乌克兰的掠夺如割麦般密集又残酷。工业原料被洗劫一空，铁路与仓储系统为纳粹战争机器服务。而上百万人被押送往德国，成了战争奴隶。 维克多，一个15岁的牧童，被塞进运送牲口的车厢，送往柏林一家弹药厂。在那里，他每天操作五百公斤重的冲压机，饥饿、伤病与殴打成为常态。他在仅剩的一张纸上写道：“我知道我可能回不去了，但我会把这苦难带进来世。”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乌克兰人意识到，他们又一次成了列强争夺的牺牲品。愤怒与悲伤化作火种，在森林与山地中燃烧。斯捷潘·班德拉所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开始在西部发动武装抵抗。 尽管班德拉本人被德军软禁，但他的追随者依旧在山区、铁路沿线、村镇周边展开游击战，既对德军进行袭扰，也抵制苏联旧势力的重建。 游击队员们藏身于山洞与密林，以手工武器与偷袭术与德军周旋。无数青壮年在追捕中丧生，但也有人在一次次战斗中找回了生而为乌克兰人的尊严。 1944年春，苏联红军反攻成功，德军从乌克兰全面撤退。这场激烈的绞杀战过后，乌克兰的土地满目疮痍，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经济停滞，文化损毁严重。 战后，乌克兰再次归入苏联版图，苦难未止。整整半个世纪，这段历史被压抑在档案馆和私人回忆里。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终于宣告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