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他狂傲不羁，追寻学术在北大教书那几年，刘文典算是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后浪推前浪”，他教古典文学，在当时的大牛面前，确实不够看，一次意外的相遇，让他心里多了根刺，辜鸿铭在北大是个老资格，他问刘文典在北大教什么，刘文典尊敬地回答说：教古典文学，辜鸿铭只回了两个字：就你？ 短短两个字，却像把刀子，刺伤了刘文典的自尊，被大佬说，换做别人可能就躺平了，但刘文典不一样，他憋着一口气，一头扎进国学研究，开启了“闭关修炼”模式，六年后，他带着新书《淮南鸿烈集解》再次现身。 这书一出，直接炸了整个学界，梁启超对这本书赞不绝口，称它为《淮南子》研究的顶尖之作，连一向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也特意用文言文给这本书写了序，鲁迅也买了这本书，可见它的分量，刘文典，终于在学术圈有了姓名，成名后的刘文典，并没有就此飘了。 1928年，他当上了安徽大学校长，正式开启“校长模式”，北伐期间，老蒋想去安徽大学视察，结果被刘文典拒绝了，大学又不是衙门，视察个啥？老蒋心里肯定不爽，但还是去了。 到了安徽大学，现场冷清得像冬天的菜地，刘文典压根儿没露面，完全没把老蒋当回事，后来，安徽大学闹学潮，老蒋把刘文典叫去训话，你猜刘文典怎么着？他直接往地上一坐，点上烟就开抽。 老蒋最烦别人在他面前抽烟，这下他火大了，让刘文典交出闹事的学生名单，最后，老蒋把刘文典关了三十天，然后把他赶出了安徽大学，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压力下，老蒋不得不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刘文典“狂人”的名号算是彻底传开了。 到了西南联大，刘文典继续他的“狂人”作风，他上课声音小，还爱抽烟，学生们得围着他坐，像听故事一样，有新生嫌刘文典声音小，他直接就不讲了，丢下烟头就走了，一点都不给面子。 他对很多人看不顺眼，觉得沈从文根本不配当教授，连四毛钱的工资都没挣到，日本人轰炸昆明时，大家都忙着逃命，他看见沈从文跑得特别快，就笑着说：“陈寅恪跑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我跑是因为《庄子》，那你沈从文跑是为了啥？” 但刘文典对国学是真爱，他研究《庄子》几十年，写出了《庄子补正》，连陈寅恪都为他作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月赋》，他特意把课安排在了晚上，借着月光给大家讲，这氛围真是绝了。 他特别崇拜陈寅恪，觉得自己的水平远远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有一次敌机来轰炸，他跑了半天，突然想起陈寅恪，又折回去扶他下来，这可不是作秀，这是真情流露。 刘文典的人生就像一部充满起伏的电视剧，既有矛盾也有争议，他很狂，但也很深情；嘴上刻薄，心里却有温度，他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个复杂的人。 北平被占领后，日本人来抄家，刘文典面对着他们昂首不说话，还说他不愿意用日语回答，这骨气，杠杠的，他离开后，就开始不分昼夜地翻译日文资料，想让国人更好地了解日本，做到知己知彼，这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返回搜狐后，刘文典把鸦片给戒了，成了云南唯一的一级文科教授。 1958年，他去世了，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的学术成就，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国学的热爱，一种对学术的追求，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刘文典的内心世界，看看他是如何将对国学的热爱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又是如何用他的“狂”去守护他心中的那一片净土。 刘文典的“狂”，并非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表演，更不是为了博取眼球的哗众取宠，他的“狂”，是根植于他对国学深刻理解之上的自信，是源于他对学术纯粹追求之上的执着，是出于他对文化传承坚定信念之上的担当。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知识分子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诱惑，有人选择妥协，有人选择沉默，而刘文典选择用他的“狂”去对抗，去坚守，他就像一个斗士，用他的笔，用他的言行，去捍卫他心中的国学，去守护他心中的理想。 他的“狂”是一种对世俗的不服，对权贵的不屑，以及对媚外行为的批评，他用他的“狂”，去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去激励人们对学术的追求，去鼓舞人们对民族的自信。 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期间，他拒绝蒋介石的视察，并非是对权力的不敬，而是他对大学独立自主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