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正在与李政道讨论粒子物理的费米突然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

1946年夏，正在与李政道讨论粒子物理的费米突然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不加思索脱口而道：“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

芝加哥校园里的草坪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苍翠。在实验室的角落里，年轻的李政道正在埋头于一堆密密麻麻的计算和公式中。

他的导师，著名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正在一旁看着他，一只手托着下巴，沉思不语。

突然，费米停下了思考，转头看向李政道，仿佛随意地问道：“你知道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吗？”

李政道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惊了一下，但他很快恢复镇定。他早已从教科书中学到这一知识，于是他几乎没有思考，脱口而出：“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

费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眼中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光芒。他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你亲自计算过吗？”

这个问题让李政道愣住了。他确实没有计算过，这个数字只是他从文献中记下的。此时，他感觉到费米的目光似乎穿透了他未曾质疑的知识，逼迫他去重新思考一切。李政道一时无言。

费米继续说道：“科学不仅仅是接受别人的答案，尤其是在像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你需要自己思考，亲自去计算。”

这一瞬间，李政道心中的骄傲被打碎了，他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对未知世界的深度思索与质疑。而此时，费米的提问就像是一道清晰的闪电，劈开了他对科学的简单认知。他的回答被费米温和却不容置疑的态度推翻，仿佛一颗小石子被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无限的涟漪。

费米，这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在1946年的夏天正处于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他以在量子力学、统计物理以及核物理方面的突破性贡献闻名，尤其因领导了首个可控核反应堆的建造而备受尊崇。费米一生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引导着学生们，李政道无疑是他众多优秀学生之一。

那是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战争带来的科技突破让物理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费米在这一领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李政道，作为刚进入美国科学圈的年轻学子，在费米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

李政道来到美国时，带着对科学的无限憧憬和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在费米的带领下，他逐渐意识到真正的科学并不仅仅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数字和公式，而是充满了未知、挑战和质疑。每一次问题的解答，都是为了揭开更多的问题。

回到实验室，费米让李政道拿起一支笔，开始计算太阳的核心温度。此时的李政道，心里充满了疑惑和紧张，他一边回忆着学过的公式，一边小心翼翼地进行推导。

但很快，他发现，这个问题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太阳的核心不仅是一个由氢和氦组成的等离子体，还涉及到核聚变反应、能量传递以及恒星演化等一系列深奥的问题。

费米见李政道在计算中遇到了困难，走过来微笑着说：“让我们一起试试吧。”他拿出了一把专门为这个计算设计的巨型计算尺，这个尺子是费米和李政道共同制作的，尺长六英尺，刻有各种复杂的对数刻度，专门用于计算太阳中心的温度。

两人默契地分工，李政道负责记录数据，费米则负责进行推导。计算的过程中，李政道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迷宫，每一步的推导都带领着他走向更深的领域。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太阳温度的计算，更是一场思想的碰撞和对科学真理的探索。

几小时后，他们的计算终于接近尾声。当费米把最终的温度结果写在黑板上时，李政道看着那个熟悉的数字——大约一千万度。他愣了一下，这不就是他最开始给出的那个答案吗？但这一次，李政道的感觉完全不同了。他知道，这个数字不再是他从文献中随意得到的，而是他亲自推导出来的结论。

这次计算不仅给了李政道在科学方法上的一次重要教育，也让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式产生了深刻反思。正如费米所教导的那样，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通过实践、质疑和独立思考来获得理解和创新。

多年后，李政道回忆起这段经历，仍旧感慨万分。他说：“费米教会我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必须要亲自实践，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这段话不仅道出了费米作为导师的伟大，也展现了李政道在科学道路上的成长。

费米的教学方式充满耐心和细致，他没有简单地告诉学生答案，而是引导他们去思考、质疑，直至找到答案。正是这种教学方法，帮助李政道在接下来的物理学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并最终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并没有止步于自己的成就，他继承了费米的教育理念，成为了一名卓越的导师。他常常一对一地指导学生，帮助他们从问题的根源进行探索。

无论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还是推动中美物理学联合项目，李政道始终坚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他的学生们也从中受益匪浅，许多人日后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