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的父亲在早年去世，但身为家中的次子，周作人并未承担起太多家庭责任。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专注于文学与学术的追求。 他在日本学习期间并未参与反清活动。 进入文学圈后，他依旧保持了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心态，对国家的局势漠不关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京城沦陷，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纷纷南迁。 然而，周作人却选择留下。 他需要照顾年迈的母亲、鲁迅的遗孀朱安，以及妻妹等一众亲人。 尽管身处动荡不安的环境，他依旧坚持每天翻译经典，保持着与知识界的联系。 他曾给朋友写信，表达自己虽然处境困难，但依然在为北大的校产、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尽力。 然而，1938年，周作人出席了由日本人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人们无法理解这位曾是思想启蒙者、文化斗士的人，竟然会与敌人站在同一阵线。 周作人事后辩解，声称自己没有背离民族立场。 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了《文化界驱逐周作人》一文，茅盾等十八位作家联名发表信件，要求周作人悔过。 即便如此，大部分作家仍认为他可能会重新反思自己的行为。 很快，周作人不仅接受了日本方面的邀请，成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还参与了“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且在汪精卫政府的安排下担任了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 有一种说法认为，周作人的堕落与一场刺杀事件密切相关。 1939年，周作人在家中遭遇一名持枪刺客的袭击。 虽然他仅受轻伤，但此后，他更加坚定地站到了日本人一边，接受了各种伪职的任命，并且多次出访日本，甚至捐款给日军伤病员。 他从一个曾经的文学家，变成了与敌人合作的汉奸。 作为汪精卫政府的重要成员，他获得了丰厚的薪资待遇。 他扩建了原本鲁迅为其购置的大房子，雇佣了大量仆人和保镖。 然而，他对母亲的态度却极为冷漠。 尽管他口口声声称自己为了照顾母亲才留在北京，但他在实际生活中却将母亲的生活费用削减得近乎苛刻，母亲多次忍饥挨饿，甚至被周作人的妻子赶出了家门。 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依旧坚持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是在“文化救国”。 1945年，周作人因涉嫌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而被捕，遭到国民政府的审判，最终以“汉奸”罪被判处死刑。 这一消息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部分人认为，周作人的行为背叛了国家，理应受到严惩；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周作人的学术贡献不应被忽视。 几位文化界人士，包括胡适、蒋梦麟、以及他的学生尤炳圻等人，纷纷向政府求情。 最终，政府将他的死刑判决改为14年有期徒刑，后因周作人在狱中保护北大财产等行为，刑期再次减为10年。 在南京的监狱中，周作人曾收到过一封由谭天词送来的血书，信中表达了谭天词对周作人作品的敬仰，并承诺誓死抗日。 虽然他感动于信中的情感，但始终没有低头认罪。 反而，他在复判申请书中暗示自己在八年抗战期间无愧于心。 1949年，李宗仁政府释放了部分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其中，重新获得自由。 起初，周作人有意迁往台湾，并通过学生洪炎秋安排了住所，但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他改变了主意，最终选择留在大陆。 不久后，周作人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详细辩解自己的行为。 毛主席建议，周作人可以继续为新中国服务，尤其是在翻译方面。 此后，周作人被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译者，参与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等。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翻译了多部西方古典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文化方面的负责人胡乔木希望他做一篇自我检讨，发表在报纸上。 然而，周作人始终未能完成这一自我反省，直到去世，他依然为自己辩解。 晚年，他借助兄长的名气，得到了不少的支持与帮助。 他将自己的早年日记交给鲁迅博物馆，并换取了相当丰厚的报酬。 参考文献：[1]张先飞.“求胜意志”的救赎:五四落潮期周作人“人学”思想转换的一种思路[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70(1):2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