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当苏联红军攻占柏林之际，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惨遭凌辱后被处决的女性尸骸！ 【消息源自：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的著作《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德国联邦档案馆二战受害者口述记录；《明镜周刊》2002年关于战后创伤的专题报道】 1945年4月30日，柏林帝国总理府地下室里传来一声枪响。希特勒的副官推开房门时，发现这个曾让半个欧洲颤抖的独裁者瘫在沙发上，太阳穴有个冒着青烟的弹孔。消息传到地面时，苏联红军士兵正用火焰喷射器清理最后几栋德军据守的楼房，有个满脸烟灰的机枪手听到战友的喊声先是一愣，随后把嚼了一半的黑面包狠狠砸在墙上："畜生倒是死得痛快！" 这句话像火星子掉进汽油桶。三天前，这些从斯大林格勒一路打到柏林的士兵刚发现城东孤儿院的地下室——三十多个德国孩子蜷缩在角落，他们身后是堆成小山的党卫军制服。留着山羊胡的卫生员瓦西里后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以为要救的是孩子，结果掀开毯子全是穿着童装的狼崽子。"现在这些经历过基辅大屠杀、见过自己村庄被烧成白地的汉子们，握着还在发烫的枪管走过威廉大街，每扇破碎的橱窗后面都晃动着德国女人的影子。 "中尉同志，三排那边又开始了。"传令兵咬着嘴唇报告时，叶戈尔中尉正用刺刀撬开一罐炼乳。不远处传来木门被踹倒的声响，接着是撕布料的声音混着德语尖叫。中尉的手顿了顿，炼乳罐"咣当"滚到满是玻璃碴的地上——他想起去年冬天在明斯克，自己也是这样听着妹妹的惨叫，只不过当时喊的是俄语。 柏林夏洛滕堡区有位叫埃里卡的邮局职员，她战后在法庭作证时总反复说着同一个画面：五月七日清晨，她看见五个红军士兵围着喷水池洗脸，最年轻的那个甚至帮老太太捡起了掉落的眼镜。可到了中午，其中三人闯进她藏身的地窖，领头的士兵边解皮带边用俄语嘟囔"他们也是这样对卡佳"。埃里卡不知道卡佳是谁，就像叶戈尔中尉不知道，被他从强奸现场拽开的列兵安德烈，全家都死在1942年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篝火晚会"上。 到五月底，柏林主城区几乎找不到完好的窗帘——妇女们把布料撕成条缠在腰间，这样被侵犯时至少不用赤身裸体躺在街上。有些苏联军官把违纪士兵绑在电线杆上抽鞭子，但更多人是像近卫军第三师的炊事员那样，默默给躲在废墟里的德国母女多舀一勺土豆汤。六月的一场暴雨后，人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发现个十六岁女孩的尸体，她右手紧攥着枚铁十字勋章，后来查明这是她父亲在东线战场获得的——被同一支部队的苏联狙击手击毙。 这种荒诞的复仇链在七月份突然断了。某个周日清晨，柏林市民看见苏联士兵集体排队领伏特加配给，政治委员站在箱子上念《真理报》关于纽伦堡审判的报道。当读到"法西斯分子用活人做肥皂"那段时，有个上等兵突然吐得昏天黑地，而三天前正是他亲手把个德国老裁缝吊死在路灯杆上。 1994年柏林档案解禁时，人们在一份发黄的纪律检查报告里读到这样的记录：1945年8月3日，近卫军第79步兵师处置了七名抢劫犯，判决书末尾写着"这些败类玷污了红军旗帜"。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页档案上方，有行被墨水涂改过的字迹，隐约能辨认出"他们当初在斯摩棱斯克……"——这恰似历史留下的伤口，结痂下面永远藏着没说完的话。 如今威廉大街的椴树下立着块不起眼的铁牌，上面用德俄双语刻着同一行字："暴力只会生下新的暴力"。每天都有游客在这里拍照，但很少有人注意，铁牌背面焊着个1945年的子弹壳——那是当年某个苏联士兵留下的，里面塞着张全家福照片，四张笑脸都被战火烧去了半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