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的女知青刘琦在返城希望渺茫之际，选择嫁给当地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望着丈夫轻声承诺："只要你真心待我，我就一辈子扎根在这片土地。"谁曾想，十八年后，这个曾许下誓言的女人竟含着泪将农药一饮而尽，临终前痛彻心扉地呢喃："嫁给他，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 【消息源自：《内蒙古知青口述实录：红柳圪旦的三十年》1998年呼和浩特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妇女报》1995年3月对农村家庭暴力事件的系列报道】 1965年秋天，刘琦扎着两条油亮的大辫子跳上开往内蒙古的绿皮火车时，怀里还揣着崭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车厢里此起彼伏的歌声中，她对着车窗哈了口气，在雾气上画了个小房子。"等冬天回来，我家阳台的月季该开第三茬了。"她跟邻座知青说话时，棉袄口袋里露出半截口琴，那是临行前音乐老师送的。 红柳圪旦村会计刘三海第一次见到这群城里学生，眼睛就黏在了刘琦身上。当姑娘们被旱厕里的蛆虫吓得尖叫时，只有她咬着嘴唇，用铁锹把石灰撒得又匀又稳。"这闺女能处。"他蹲在土墙根嘀咕，顺手把准备给自家妹妹的羊皮护膝塞进了刘琦的行李。那年冬天的风刮得人脸生疼，刘琦在油灯下发现这副护膝时，还以为是公社发的劳保用品。 1977年开春的返城名单像块烧红的烙铁。刘琦攥着钢笔在公社办公室站了整宿，墨水滴透了三张信纸，最后写给她母亲的信里多了个歪歪扭扭的圆印——那是眼泪晕开的。"娘，三海说能帮我调去村小教书..."信纸末尾的钢笔突然划出长长一道，像她没说完的半句话。婚礼那天，来接亲的驴车轱辘陷在泥坑里，刘琦自己跳下来推车，大红旗袍下摆沾满泥点子。村支书喝高了拍桌子："到底是知青，干活就是利索！" 头胎女儿出生时，刘三海蹲在产房外抽完一包丰收烟。接生婆出来贺喜，他抬脚就把搪瓷茶缸踢出三米远："赔钱货！"月子里刘琦要自己烧炕，灶膛的火星子崩在额头上，和没擦干的眼泪一起结了痂。1983年二丫头发高烧，她半夜抱着孩子往公社卫生所跑，身后甩下一串湿脚印——棉鞋帮子早被雪水浸透了。"丫头片子费这钱干啥？"刘三海堵在卫生所门口，最后是赤脚医生看不下去，悄悄免了诊疗费。 1990年腊月，刘三海突然赶着驴车去了趟县城。傍晚回来时，怀里抱着个裹在军大衣里的男婴，大衣纽扣还是用红线新缝的。"咱老刘家的根！"他咧着嘴，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那天开始，家里攒着换盐的鸡蛋、过年裁新布的棉花票，全都流水似的往养子身上涌。大女儿初中辍学那天，刘琦发现她作业本背面写满了"我恨弟弟"，又被用橡皮狠狠擦花了。 1995年春节前的杀猪饭上，刘三海灌了两斤薯干酒。养子吵着要吃猪尾巴，他抄起砍刀就剁，溅起的油星子烫醒了缩在灶台边的二丫头。"丧门星！"酒瓶子砸在女儿额头的声音，和远处鞭炮声混在一起。刘琦蹲在院子里搓洗养子尿布时，听见大女儿在里屋哼《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当年知青们教孩子们唱的歌。洗衣盆突然"咣当"翻倒，结着冰碴的井水漫过她开裂的脚后跟。 派出所记录显示，刘琦喝农药前把三个孩子的棉袄都重新絮了棉花。装敌敌畏的玻璃瓶下压着张识字课本撕下的纸页，上面用红蓝铅笔涂了好几道，勉强能认出"错"字。最先发现的是来借酵头的邻居，她说看见刘琦最后的样子很怪——身子朝着村口老榆树的方向歪着，那是当年知青们回城的班车停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