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总共养了33个家妓，差不多都是15岁左右的女孩。等这些女孩到18岁，白居易就会把她们要么卖掉要么送人，接着再换更年轻的家妓.
唐朝有三位诗人被称为诗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而韦应物和白居易也并列其中。白居易的“诗仙”之名，甚至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丰富多彩，充满了多样的情感和风格，因此很难有人能保持冷静而不为之动容。 据说，宰相李德裕对白居易的诗歌并不感兴趣。每当白居易将诗文寄给他时，李德裕总是将这些书信放入竹筐中封存，从未翻阅过。刘禹锡曾为白居易向李德裕求情，建议他至少看一看这些书信。李德裕回应说：“不行，看了会心软。”这一事件也表明了李德裕对白居易诗作的态度。 在白居易的名气逐渐扩展的过程中，他的诗歌成为了许多人的话题，甚至有一位名叫高霞寓的军官想娶一名歌妓，而这名歌妓的要价因能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而大幅上涨。白居易经常出席宴会时，常有歌妓站在人前指着他说：“这就是《秦中吟》和《长恨歌》的作者。”他成为了诗歌界的重要人物。 他在李希烈之乱爆发时随家人流亡到江南，年幼时的颠沛流离生活让他接触到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这段经历让他早早地对社会问题和人民的苦难有了深刻的认识。少年时期，白居易非常聪慧且好学，他昼夜不间断地读书，以至于口腔生疮、手肘磨出老茧。成年后，白居易回到中原，曾携带一卷自己的诗文前往长安拜访名士顾况，希望能获得更高的声誉。 最初，顾况对白居易并不看重，甚至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然而，当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发千里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顾况不禁为之赞叹，改变了态度，表示：“有如此才华，居也不难。”从那时起，白居易的诗名大振，声名远播。
长安城东南角的一座宅院里，灯火通明。这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居所，也是他晚年生活的重要舞台。庭院中，一片桃梅交相辉映，在夜色中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庭院一侧的小舞台上，年轻的女伎们正在表演，丝竹之声悠扬婉转，歌舞升平。 这些女伎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少女，是白居易精心挑选的家妓。据记载，他晚年总共养过三十三位家妓，每一位都经过严格的选拔。她们不仅要容貌出众，还必须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白居易为这些家妓制定了严格的培养制度，要求她们每日练习歌舞，研习诗词，以期达到他心中完美艺伎的标准。 在这些家妓中，最受宠的是樊素和小蛮。樊素以歌声闻名，音色清亮动人；小蛮则舞姿卓绝，每次表演都能赢得满堂喝彩。她们的才艺为白居易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数精彩瞬间。然而，这些女伎在达到十八岁时就会被送人或转卖，随后会有新的少女补充进来，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更替制度。 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长安城中并非罕见。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文官，白居易有着令人称羡的财力和地位。他的宅院成为了文人雅士常常光顾的风雅之地，时常举办诗会和歌舞表演。 在他的居所中，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春日里，桃花盛开时节，家妓们会在花下歌舞；夏夜里，她们举着团扇，在月光下吟诗作对。这些场景构成了一幅盛唐晚期的奢华画卷，也成为了白居易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曾凭借出色的才华，一度在唐朝政坛上春风得意。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据说，白居易的母亲在生活中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不幸坠井而亡。在母亲去世的服丧期间，白居易写下了《赏花》和《新井》两首诗，结果却被批评为不孝，这使得他受到了贬谪。 江州司马是一个五品的官职，虽然其职位不高，但白居易在此享受的俸禄却是中等州的待遇。那时，江州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而升格为上等州。虽然白居易担任的官职并不重要，他却深感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官员，拿着如此丰厚的俸禄却没有实际的工作，这种“尸位素餐”的感觉让他极为不舒服。因此，他决心要为百姓做点实事。 白居易年轻时心怀报国之志，尤其在被唐宪宗提拔至京城后，他更加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想要“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始终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官员，应该通过实际的作为来回报国家，而不是仅仅依靠文学创作来博取名声。他的诗歌作品大多讽刺现实，最为著名的便是《卖炭翁》，其中表现了他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强烈反思。 在担任杭州刺史期间，白居易的为政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致力于水利工程，兴修堤坝，引水灌溉，改善百姓生活，还为西湖的美丽做出了贡献。白居易的清廉也为人称道，他淡泊名利，除了日常生活所需，他从不接受贵重物品。在他退官回乡后，他仍然保持着清廉的作风，带回了两块天竺山的石头作为纪念，虽然这看似微不足道，但他对此产生了深刻的自责。 他写下了自责诗，反思自己带回石头的行为，认为这即使是无价之物，也会玷污自己的名声，等同于贪污腐败。尽管这件事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小事，但白居易却极其重视自己的行为，他的这种自我要求和严于律己的态度，成为了中国古代诗人中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