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 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当时负责给总理整理遗容的韩宗琦是总理身边的老部下，跟着总理见过不少世面。当几个年轻卫士把准备好的寿衣递过来时，这个平时稳重的中年人突然变了脸色。 他手里抖搂开的是件灰扑扑的中山装，领口袖口都磨得发白，衬衣布料洗得都透纱了——这哪像是要给国家领导人穿的寿衣？ 韩宗琦急得直跺脚，冲着那几个小伙子就嚷：“你们这是闹哪样？总理最后要走得体面，你们就拿这些旧衣裳对付？” 说着就要往外走，准备自己掏钱去裁缝铺现做新衣裳。几个年轻卫士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吱声，最后还是年长的同志把他拉到里屋说了实话。 原来这套旧衣裳是邓颖超亲自挑的，总理生前最常穿的就是这身行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补丁摞补丁的衬衣，都是跟着他见过外宾、下过基层的老伙计。 西花厅的衣柜翻了个底朝天，实在找不出比这更“新”的衣裳了——总理的衣物总共没几件，每件都带着缝补的针脚。 知道实情后的韩宗琦蹲在走廊上直抹眼泪，他想起跟着总理出访的日子，总理总把新布料省下来给工作人员做衣裳，想起总理那双补了三十年的袜子，鞋底磨穿了就拿硬纸板垫着。 还有一次外宾来访，总理的衬衣领子破了个小洞，还是临时用别针别住的。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涌上来，让他明白了邓大姐的用心，让总理穿着最熟悉的衣裳走，才是真体面。 后来听西花厅的老勤务员说，总理的私人物品少得可怜，两双皮鞋从五十年代穿到七十年代，鞋底换了七八回，洗脸毛巾用得薄如蝉翼，最后变成擦鞋布也舍不得扔。 吃饭时掉颗米粒都要捡起来，喝茶要把茶叶渣嚼干净，这些习惯不是作秀，是刻在骨子里的节省——总理常说，省下的布票粮票，能给老百姓多添件衣裳多碗饭。 遗体告别那天，北京医院那间不到百来平米的小厅里挤满了人，没有豪华布置，就数不清的白花围着灵床。 邓颖超红着眼睛嘱咐化妆师：“别给他抹粉，老周这辈子最烦这些虚头巴脑的。” 最后躺在鲜花丛中的总理面容安详，就像平常操劳完在藤椅上打盹的模样，只是这次再没人忍心叫醒他。 最让人动容的是后来处理骨灰的事，按照总理遗嘱，骨灰要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回忆，那天飞机沿着黄河飞，骨灰伴着花瓣飘落时，岸上早有百姓自发聚集。 有人跪在冰面上磕头，有人捧着总理照片哭成泪人，这些画面被老摄影师含泪记录下来，如今还保存在革命博物馆里。 要说这事给后人留下什么念想，看看现在有些地方干部的做派就明白了。 当年总理穿着补丁衣裳见外宾，如今有的干部下乡视察还要警车开道，当年总理的骨灰撒在母亲河，现在有的官员退休了还要占着疗养别墅。这一比，比出的不是衣裳新旧，是心里装着谁。 现在去周总理纪念馆，还能看见那套著名的“寿衣”原件，灰布中山装洗得发白，领口袖口的针脚整整齐齐。 展柜前的游客常盯着那些补丁出神，有带着红领巾的孩子问家长：“总理为啥不穿新衣服？”大人们就摸着孩子的头讲：因为总理把新衣裳都省给咱们老百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