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他当年假扮乞丐，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奔走1400公里，将50毫克镭安全送到目的地，中国很有可能造不出原子弹，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如今的巴勒斯坦。 在中国核能发展史上，赵忠尧这个名字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那般闪烁着光芒。 1937年，北平清华园里有个穿着破棉袄的汉子，怀里紧紧抱着个咸菜坛子，在门房老张头疑惑的目光中，终于等来了匆匆赶来的梅贻琦校长。 这个满脸尘土的“乞丐”，就是刚刚徒步穿越战火、保住中国原子能事业火种的赵忠尧。 这个出生在浙江诸暨的农家孩子，从小就把“科学救国”四个字刻进了骨头里。二十年代的中国，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赵忠尧硬是凭着股倔劲考上了南京高等师范。 当同学们都在为谋个好差事发愁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却把清华大学的助教聘书退了回去——他要去美国学造“镇国重器”的本事。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赵忠尧把日子过成了两头见星星。别人用现成设备做实验，他得自己动手改装仪器，教授们讲的理论课，他要连夜翻译成中文反复琢磨。 就这么着，这个中国学生竟在密立根教授眼皮底下发现了反物质的踪迹。可惜当时的评审委员们愣是没看懂他论文里的门道，硬生生把诺贝尔奖颁给了后来的安德森。 赵忠尧倒没往心里去，收拾行李就奔了剑桥——那里有他惦记已久的原子核物理新进展。 1931年回国时，赵忠尧的行李箱里藏着件比金子还贵重的礼物——导师卢瑟福偷偷塞给他的50毫克镭。这装在铅筒里的宝贝，成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命根子。 北平沦陷那会儿，日本人把清华园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找着这个藏在实验室地窖里的“咸菜坛子”。直到战火烧到长沙，赵忠尧才带着这个命根子上了路。 从长沙到昆明这一千四百多公里，赵忠尧把自己捯饬得比叫花子还埋汰。白天混在逃难人群里，晚上就着月光赶路。 有回碰到日本兵盘查，他抓起把泥巴就往脸上抹，愣是把装着镭的坛子说成是老家捎来的腌菜。等走到清华大学新校址时，脚底板的老茧都能当鞋底使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50毫克镭成了“两弹一星”工程的起跑线，钱三强、邓稼先这些后辈，都是在赵忠尧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 当年他在清华开的第一堂核物理课，教材都是自己连夜刻钢板油印的。有个学生回忆说，赵先生讲课能把原子核说得跟自家菜园子里的萝卜似的，听着听着就入了迷。 八十年代，国际物理学界终于给赵忠尧正了名，当年他关于反物质的研究被写进了教科书，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老档案里也明明白白记着他的贡献。 可老爷子听说这事只是摆摆手：“能让咱们中国人挺直腰杆子，比啥奖都强。”这话说得实在，就像他当年抱着咸菜坛子赶路时一样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