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1942年，陈独秀躺在床上，手里攥着发黄的被角。这位曾经搅动中国风云的人物，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床头柜上摆着半碗凉透的稀粥，窗台上搁着几本卷边的旧书。 外头传来木屐踩着青石板的声音，妻子潘兰珍端着药碗进来。陈独秀抬起眼皮，目光落在她磨出茧子的手指上。这个跟了他十二年的女人，从上海弄堂到南京监狱，从武汉码头到重庆山城，始终像影子似的守着他。 “兰珍啊......”陈独秀喉咙里滚出沙哑的声音，潘兰珍放下药碗，用袖口擦了擦眼角。她知道老头子要说什么，这些话最近已经念叨过七八回了。 果然，陈独秀又说起那两件事：头一件要她寻个可靠人家改嫁，第二件千万不能动国民党送来的钱。说到后头，他干瘦的手掌拍得床板咚咚响，震得床头那摞书直晃悠。 要说这陈独秀的倔脾气，潘兰珍可比谁都清楚。那年他们在上海亭子间当邻居，这个自称“李先生”的教书匠，宁可啃冷馒头也不愿接富商子弟的家教活。 后来东窗事发，报纸上登出悬赏三万大洋的通缉令，这个倔老头居然还能在监狱里写书写诗。
南京老虎桥监狱那会，潘兰珍算是开了眼界，别的犯人成天唉声叹气，她家这位倒好，把牢房当书房使。 每月探监的日子，潘兰珍都得扛着半人高的书进去。看守们起初还拦着，后来见陈独秀真能把这些书都啃完，反倒生出几分敬意。 出狱后流亡的日子更不好过，重庆朝天门码头上，陈家人挤在两条扁担挑着的箩筐前头。三子陈松年背着瞎眼的老祖母，潘兰珍怀里抱着五岁的侄孙女。陈独秀拄着拐杖站在江风里，长衫下摆被吹得猎猎作响，活像面褪色的旗子。 最苦的时候全家喝野菜粥，陈独秀饿得眼冒金星也不松口。国民党派人送来钱粮，他抄起砚台就要砸人。 老蒋那边开出的价码倒是诱人，教育部参事的位置虚席以待，每月光薪水就抵得上普通教员半年收入。可陈独秀愣是梗着脖子，说宁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要说潘兰珍心里没怨气那是假的，有回她实在忍不住，指着屋檐漏雨的水渍说：“你这死脑筋，跟谁过不去也别跟肚子过不去啊！” 陈独秀当时正在写《小学识字教本》，闻言笔锋一抖，在宣纸上洇出个大墨点。他盯着那个墨团看了半晌，突然笑出声：“兰珍啊，我要是肯弯腰，二十年前就是蒋委员长的座上宾了。”
这话倒是不假，当年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亲笔写的聘书还在箱底压着。两个儿子死在国民党枪口下，这事儿成了他心头拔不掉的刺。 最后那几天，潘兰珍寸步不离地守着，陈独秀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回突然抓住她的手说：“兰珍，我那箱书稿......”话没说完又昏睡过去。 丧事办得简单，棺材是陈松年当掉怀表买的薄皮杉木，下葬那天，国民党教育部的汇款单正好送到。 往后的岁月里，潘兰珍守着几箱旧书过日子，有媒人上门说亲，她总拿陈独秀当挡箭牌：“我家先生说了，改嫁得找个靠得住的人。” 其实哪有人催她改嫁，不过是想留着这个由头，继续当陈家的未亡人。每年清明扫墓，她都要在坟前摆本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虽然她看不懂里头写的什么，但记得老头子说过，这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