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开完保密会议的国民党速记员沈安娜走出厕所，与一男子擦肩而过，10分钟后，一条绝密的消息，就传到了周总理手里！ 1949年，南京总统府的走廊里，穿着灰布长衫的卫兵端着美式卡宾枪来回踱步，皮鞋跟敲在地砖上的声响能传出老远。 在这座森严建筑的三楼会议室，有个穿素色暗花旗袍的年轻女人正埋头写字，钢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混在满屋子高级将领的争吵声里，就像油锅里掉进了一滴水珠。 沈安娜握着钢笔的手指关节发白，手腕子却稳得像秤砣，把蒋介石带着宁波腔的训话一字不落记在本子上。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会议桌末端坐了14年的文弱女子，手里攥着的钢笔比前头将军们的佩剑还锋利。 沈家老爷子是前清的秀才，家里6个孩子都跟着念四书五经。可外头世道不太平，北边军阀打得头破血流，东洋人的铁甲船又开进了吴淞口。 16岁那年，沈家三姑娘背着蓝布包袱到了上海滩，在务本女中念书时结识了几个穿学生装的进步青年，从此心里头就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5年，浙江省政府门口贴出招速记员的告示，地下党组织看准这是个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好机会，把刚入党的沈琬改名叫沈安娜，送进了特训班。 3个月里，这姑娘白天练速记晚上背密码，硬是把每分钟两百字的硬功夫练得跟吃饭喝水似的。 等到考试那天，主考官朱家骅看着卷子上工整的速记符号，摸着八字胡直点头——这留过洋的省主席哪知道，自己亲手招进来的得意门生，将来要成插在国民党心口上的尖刀。 要说沈安娜在国民党里混得开，全靠两样本事：一是做事细发，二是嘴巴严实。给省主席做会议记录，连打喷嚏都要拿手绢捂着，跟着大官们上酒楼应酬，筷子从来不碰醉虾生蟹这些费事的菜。 朱家骅升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第一个就把她调到了重庆的机要室。打这儿开始，蒋介石主持的军政会议，十回有八回都是这个戴眼镜的女速记员在旁边记话。 1941年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高层连着开了三天闭门会，老蒋在会议室拍桌子骂娘，说到要紧处突然挥手让沈安娜停笔。这女人乖乖放下钢笔，耳朵却支棱得比兔子还灵。 散会后钻进厕所隔间，摸出贴身带着的眉笔，把老蒋说要“彻底清除匪患”的原话写在草纸上。当天下午，这份要命的情报就裹在茶叶包里送进了周公馆。 要说干这行最险的，还得数1942年那档子事，沈安娜的上线徐仲航被特务抓进渣滓洞，审了三天三夜没吐口。 军统的人拿着借条找她对质，这女人眼皮都不带眨：“公务员那点薪水够买几斤米？问同事借五块大洋犯哪条王法？”说得特务头子直嘬牙花子，愣是没找出破绽。 跟沈安娜搭伙过日子的华明之也是个地下党，小两口在重庆观音岩租的房子，窗台上摆着盆半死不活的月季花当暗号。 礼拜天去茶馆听川剧，华明之在前头嗑瓜子，沈安娜在后头把情报塞进装茉莉香的茶叶罐。跑堂的伙计端着茶盘往后厨走，转眼工夫情报就送出了城。 邻居大妈都说这两口子过日子仔细，屋里头连张报纸都不留——哪知道他们是怕留下字纸把柄。 等到1949年，长江北岸的炮声都能传到南京城了，国民党大员们忙着往台湾跑，沈安娜接到撤退命令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最后一份江防图缝在棉袄夹层里。 从南京到上海这一路，检查站的宪兵拿刺刀挑过多少行李包袱，愣是没看出这个文文静静的女文书棉袄里藏着乾坤。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两口子进了国安部门，把当年记的会议记录本摞起来能顶到房梁。直到1983年组织上解密档案，人们才知道这个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的普通老太太，年轻时记下的每个字都能要老蒋的命。 有人问她那些年怕不怕，老太太推推老花镜笑：“怕有啥用？记错个字要坏大事，记对句话能救千百条命，这账谁不会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