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冰心用军用卡车，为自己运输床垫。而反观林徽因，则病得命悬一线，也拒绝出国治病，誓死与国共存亡。 1940年，战火烧得正烈，昆明街头硝烟未散，物资紧缺得连学生都住不上像样的校舍。冰心却忙着用军用卡车运床垫，行李堆得满满当当，引得路人侧目。 而林徽因，病得只剩一口气，还在为古建筑资料熬夜，硬是拒绝了出国治病的机会。 她说，国难当前，哪能走？两个女性的选择，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在战乱中的千差万别。 林徽因，1904年出生在杭州，家境不错，祖父是进士，父亲林长民留过洋，叔父林觉民还是革命烈士。她小时候就聪明，八岁搬到上海，进了爱国小学，书读得顶好。 1928年，她跟梁思成结婚，回了国，在东北大学当了建筑系教授，成了中国第一个教建筑的女人。她讲课条理清楚，手画建筑图又快又准，学生都服她。 她跟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个中国营造学社，走南闯北，爬山涉水，测绘古建筑，泥巴沾满鞋也不在乎。她的诗文也写得漂亮，《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到现在还有人背。抗战爆发，她跟着西南联大去了昆明，后来又辗转李庄，身体垮得不行，可脑子从没停下来。 冰心家里条件也好，她沿海长大，沾了点海风的灵气。 她早年念了福州女师，1919年考进北京协和女大，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写文章特别有感觉。1923年，她去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留学，学的文学，写的东西温温柔柔，挺打动人。 她的《寄小读者》火了，读者爱得不行。回国后，她教书、写文章，日子过得挺顺。 抗战来了，她没闲着，写了不少宣传文章，想用笔杆子鼓舞士气。1940年，她带着全家去了重庆，干文化宣传的活儿。她写的文章多，影响也不小，可有些做法让人议论，比如战时物资那么紧张，她还弄军用卡车运家具的事儿。 1940年，抗战打得最苦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昆明这边物资紧缺得要命，西南联大的学生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林徽因和梁思成接了设计校舍的活儿，忙得脚不沾地。 设计图改了一轮又一轮，从三层楼到平房，最后只能盖茅草屋，铁皮都弄不到一块。她心疼的不是自己的设计泡汤，而是学生们得在漏风的草屋里上课。 每次改图纸，她都熬到深夜，肺病咳得她直不起腰，可手里的笔没停过。 1941年，中国营造学社要搬到四川李庄，路有一千多公里，她挤在破卡车里，跟三十多个人挤一块儿，颠得骨头都疼。 她的肺病更重了，咳嗽起来手帕上都有血，可她咬牙挺着，路上还在想古建筑的资料咋整理。 到了李庄，她住的土坯房四处漏风，晚上冷得直哆嗦，可她还是埋头干活，整理笔记，画图纸，硬是没让自己闲着。 反过来，冰心那会儿正忙着搬家去重庆。 她要带全家走，行李多得不得了，家具、箱子，连床垫都没落下。她找关系弄了辆军用卡车，把东西全装上，卡车开起来尘土飞扬，路边的人看得直皱眉。 那时候汽油金贵，多少医生、军人因为没车没油走不了，她这车却用来运家当，惹了不少非议。 她全家坐飞机到重庆，行李靠卡车运过去，到了新家，东西摆得整整齐齐，日子过得比战地舒坦。 林徽因听说了这事，气得不行，给朋友费慰梅写信，字里行间都是不屑。 她说，冰心这时候还忙着当官、运家具，多少干正事的人却被困住，汽油都供不上。林徽因自己病得快不行了，还在李庄的破屋子里为古建筑操心，冰心却在重庆把家安顿得妥妥当当，俩人的选择高下立见。 林徽因在李庄的日子苦得不行，肺病把她折腾得只剩一把骨头，体重不到八十斤，走路都得扶着墙。她朋友劝她出国治病，钱都愿意帮她出，可她死活不干，说国家这时候乱成这样，她走了算怎么回事。 她跟梁思成一块儿写《中国建筑史》，桌上堆满了手画的图纸，墨水瓶旁边是她咳嗽时攥紧的手帕。 1944年，她弟弟林恒开飞机打仗，牺牲了，消息传来，她整个人都懵了，站在院子里半天没动。弟弟没了，她更觉得自己得干点啥，不能白活着。 她咬牙接着干，把古建筑的资料整理得清清楚楚，想给后人留点东西。 抗战赢了，她回了北平，身体已经垮得不行，可她还是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画草图时手抖得厉害，可线条还是那么准。 1955年4月1日，她在北平同仁医院去世，才51岁。 追悼会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开，梁思成给她设计的墓碑，上面就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前的石刻花圈是她生前画的样式。 冰心在重庆没闲着，写了一堆宣传抗战的文章，报纸上常能看到她的名字。抗战结束后，她接着写散文、小说，作品越攒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 1980年代，她的书被重新整理出版，书店里摆了一排她的作品，读者买得挺欢。她晚年过得安稳，家里书架上全是她写的书，旁边还放着她用过的老钢笔。 1999年，她去世，活了99岁，留下的文学作品多得数不过来。 不过，她战时用军用卡车运床垫的事儿，一直被人拿出来说，跟林徽因比，总觉得差了点啥。俩人一个在战乱里拼了命地干，一个忙着安顿自己的小日子，历史把她们的选择记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