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2年7月，“邓颖超”走到生命尽头，在弥留之际，她费力吐出两个字：“李鹏”。 这声呼唤让很多人不解，李鹏不是她的儿子，也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邓颖超在生命最后一刻，心里念着的偏偏是他，这背后，是一段超越血缘的情谊，也是一种特殊的革命传承。 这事儿得从李鹏的童年说起，他的父亲“李硕勋”是坚定的革命者，1931年在海口英勇就义，那年李鹏仅仅才三岁。 父亲的牺牲后，母亲“赵君陶”带着他，孤儿寡母，在成都娘家一住就是七年，也可以说，李鹏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和对父亲的模糊敬仰中度过的。 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 直到1939年，还在读小学的李鹏，一天推开家门，看见屋里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正是他只在传说中听过的邓颖超。 而邓颖超此行，除了公务，还有一个私人任务，将这位烈士的后代带到重庆，当时李鹏因为做梦躲避日军轰炸，从床上摔下来，头上还缠着绷带。 邓颖超一见他，心疼地说了句“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随后便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就这样，李鹏住进了重庆的周公馆，邓颖超不仅找来医生为他治伤，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也正是在这里，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见他，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而是发现他身上的棉袄袖子短了一截，当晚就让警卫员带他去做了身新衣服。 饭桌上，还特意为他添了一道炒鸡蛋，正是这种关心，细致到了骨子里，也严厉到了骨子里，周总理看李鹏有点驼背，便时常提醒他：“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 后来到了延安，17岁的李鹏趴在炕桌上写作业，周总理在检查时发现他坐姿不正，竟直接拿尺子来量他后背的弯度，严肃地告诉他：“挺直腰板才像个革命者。” 李鹏自己说，他和周伯伯、邓妈妈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并非养父母。 这话没错，周总理夫妇二人对许多战友的子女都倾注了心血，不过，在这份关照里，总有些分量是不同的。 当李鹏要去前线时，邓颖超送他一床新疆丝绵被，周总理则在门口为他扶正军帽，叮嘱道：“战场上不光要勇敢，更要学会用脑子。” 这些教诲，李鹏记了一辈子，几十年后，他当上副总理，秘书发现他在处理文件时，总是不自觉地把腰背挺得笔直，有次接见外宾前，他指着办公室里一张泛黄的合影说：“这是周总理教我改的毛病。” 一个人的习惯，竟成了另一个人精神的延续，从挺直的腰板，到严谨的作风，李鹏身上有着周总理夫妇二人深深的烙印。 1992年那个夜晚，李鹏夫妇赶到医院时，邓颖超已陷入昏迷，当心电监护仪的数字开始跳动下降，她忽然睁开眼，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声音。 医生俯身细听，转头对众人说：“她在叫李鹏同志，”这声呼唤，当然是情感的牵挂，它是一个“母亲”对看着长大的“孩子”最后的惦念，这份情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这声呼唤承载的时代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革命事业的交接与确认，邓颖超和周总理那一代革命者，亲手缔造了一个新中国。 而李鹏这一代人，是被他们看着长大、亲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呼唤李鹏的名字，这声呼唤里，有嘱托，有期许，更有一份对事业能否薪火相传的最终确认。 它象征着一种精神和品格的传承，周总理夫妇二人对李鹏的培养，不只是让他吃饱穿暖，更是从“挺直腰板”这样的小事入手，塑造他的品格和意志。 他们希望传递下去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一种革命者的姿态、纪律和奉献精神，当邓颖超看到李鹏已经身居高位时，她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位高权重的领导人，更是那个被他们一点点“扶直”了腰板、寄托了理想的后辈。 最后，这声呼唤也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里，政治伦理与个人情感高度融合的独特关系，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家事与国事常常是合二为一的。 培养革命后代，既是个人情感的延伸，更是对革命事业负责的体现，邓颖超在临终前叫出李鹏的名字，既是“邓妈妈”的私人情感，也是革命家邓颖超的公共表达。 这两个字，将私人情谊与宏大叙事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成为那段历史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当监护仪的波浪线拉成直线，她的骨灰最终像周总理一样撒入海河，而这声“李鹏”，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既是一位长辈的牵挂，也是一位革命先驱对后继者的深切期望。 【信源】人民网——邓颖超临终前艰难地吐出两个字：“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