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托人带口信，希望和原配妻子能见一面。没想到，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元帅托人带口信，希望和原配妻子能见一面。没想到，妻子的回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那年10月，中南海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刘伯承站在办公室里，看着地图上刚标红的西南地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缸沿儿。 警卫员小李进来送文件时，他突然开口：“给四川万源捎个信儿，就说...就说我想见见宜芝。”这声“宜芝”，他已有二十多年没唤过了。 1910年，十九岁的刘伯承在重庆临江门外讨袁军司令部当参谋，经人撮合娶了十八岁的程宜芝。 那时候他在川军当排长，总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宜芝跟着他从涪陵搬到万源，挑水做饭缝补浆洗，把个小院收拾得井井有条。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临江门外租了间小阁楼开书店做掩护，宜芝白天帮他抄写油印文件，夜里给他补军装的补丁。 直到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夜，组织上紧急通知他转移，两人在朝天门码头告别时，宜芝塞给他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她连夜纳的千层底布鞋：“路上小心，我等你。” 可这一等，就是二十二年，刘伯承后来去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边始终跟着作战地图和望远镜，哪有功夫提半句私事？ 宜芝在他走后第二年生下儿子刘俊泰，独自在万源老家守着两间老房子，靠给人缝补衣服换点米面，邻居劝她改嫁，她摇头：“伯承是干大事的人，我不能拖他后腿。” 儿子长大成人去了外地工作，她就守着院子里的老黄桷树，每年清明给他烧柱香，纸灰飘起来，像极了他当年穿的那身灰布军装的衣角。 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消息传到万源时，程宜芝正蹲在院门口择菜。 邻居跑来说：“大妹子，刘师长...哦不，刘司令员要见你！”她手里的青菜掉在地上，捡起来时指节发白。，当天夜里，她翻出压在箱底的蓝布衫，那是结婚时穿的，针脚还密实得很。 第二天清晨，她带着儿子俊泰，跟着区里的干部坐了三天汽车，又走了二十里山路，终于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刘伯承。 “宜芝。”刘伯承站起来，军装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眼角的皱纹比当年深了许多。 宜芝盯着他鬓角的白发，突然笑了：“伯承，你还是这么瘦。”旁边的工作人员要搬椅子，她摆摆手：“不用，我站着就行。” 寒暄了几句，刘伯承问：“这些年...苦了吧？”宜芝摇头：“不苦，俊泰孝顺，邻居们帮衬着，就是...就是俊泰他爹的事，总有人问起。”刘伯承沉默片刻，从抽屉里拿出个布包，里面是几枚军功章：“这些...该给你留着。” 没曾想程宜芝却把布包推了回去：“我要这做啥？你留着给俊泰看，让他知道他爹是个大英雄。” 中午吃饭时，炊事员端来两菜一汤，宜芝盯着桌上的红烧肉直摆手：“我吃惯了粗茶淡饭，可不敢造这个浪费。” 刘伯承叹了口气：“是我考虑不周。”临别时，他把身上所有的津贴都塞给宜芝，她却只收了两块钱：“够买张回家的车票就行。” 回去的路上，俊泰忍不住问：“娘，爹咋不跟咱们回家？”程宜芝摸了摸他的头：“你爹心里装着更大的家，咱们得替他守好这个小家。” 回到家后，她把那两块钱压在箱底，每天还是照旧扫院子、浇花、给老黄桷树浇水，村里有人问她见着刘司令员啥感受，她就说：“他人瘦了，可还是当年那个实在人。” 后来有人问过程宜芝，当年为啥不跟着刘伯承去北京享福，她坐在黄桷树下剥豌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那时候他在前线打仗，我在后方守着，各尽各的力，现在他打完仗了，可国家还没完全安定，他哪能闲下来？” 说到这儿，她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山梁，“再说了，我在万源守着，他在北京想着，这不也是一种守着吗？” 现在再看这段往事，总想起老辈人常说的“家国同构”，刘伯承是带兵打仗的元帅，程宜芝是守着老家的农妇，看似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实则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相濡以沫”。 她没读过多少书，却懂什么是“家国”；他没说过多少情话，却用一生践行了“责任”。 所谓革命年代的爱情，或许就是这样，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有的是“你守着国家，我守着你”的默契，是“你往前冲，我在后方托底”的坚定。 信息来源：《刘伯承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四川革命老区史》 新华社2019年发布的《共和国元帅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