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开往武汉的高铁上，几位大妈彻底“放飞”了。车刚出厦门站，她们就在车厢过道里大声说笑溜达，年轻乘客提醒也没用。后来更夸张，直接扭腰摆肩跳起舞来，还招呼人帮忙录像。列车员来回劝了好几次，大妈们压根不理睬。有乘客说她们硬是从起点跳到终点，全程近6个小时没消停！其他乘客被吵得难受，列车员也无奈：我们没有强制执法权，只能劝，实在不行你们乘客自己报警吧。网友追问：遇到这种事，除了忍和报警，还有别的办法吗？ 7月19号，据法治进行时报道，2025年7月，厦门开往武汉的高铁列车驶离厦门站后，第四车厢发生乘客纠纷事件。 多名中老年女性乘客未返回座位，在车厢过道内长时间高声谈笑、即兴跳舞，包括扭腰、晃肩等动作，并邀请他人协助拍摄视频。 同车厢年轻乘客因噪音干扰多次提醒无果后向列车员投诉。 列车工作人员先后数次劝阻，但涉事人员未停止行为，持续活动直至列车抵达武汉站，全程约6小时。 铁路客服12306后续回应称，若遇类似情况可联系乘警或报警处理。 对此，有网友说，这哪是跳舞？明明是硬要全车人听噪音！坐高铁的谁不是赶路累？有人要加班，有人带娃看病，凭啥被逼着看6小时广场舞？ 也有网友说，大妈们可能觉得车厢空就放松下，但公共场合真不能太任性。跳半小时活动筋骨没问题，跳全程就是欺负人脸皮薄不敢撕破脸。铁路部门该背锅！明知有这种矛盾，为啥不设活动车厢？非要让乘客自己斗狠？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 1、涉事大妈们在公共交通工具中的“娱乐行为”是否超出合理限度，构成扰乱公共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涉事行为发生在厦门至武汉全程，持续6小时，远超合理限度。高铁作为封闭、高速运行的公共空间，乘客对安静环境有更高期待。短暂交谈或起身活动属于合理自由，但长时间占据过道跳舞喧哗，实质剥夺他人休息权，已超出不得妨碍他人权益的禁止性边界。 车厢过道属于乘客通道，跳舞行为堵塞通行路径，若遇突发事故将阻碍疏散，构成安全隐患。即使未实际造成事故，该行为本身已违反公共交通工具的秩序管理要求。 关键是，列车员多次劝阻后仍不停止，表明行为人明知影响他人而故意为之，已经严重影响了高铁正常运行秩序，不适用“情节特别轻微不予处罚”的例外情形。 因此，大妈们的行为已具备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的违法要件，公安机关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列车工作人员仅有劝阻权而无强制执法权时，铁路运营方是否需承担管理失职责任？ 《民法典》第819条，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 铁路企业与乘客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其义务不仅包括物理安全，如行车安全，也涵盖环境安全，如维持基本秩序。列车员多次劝阻属于履行告知义务，但面对持续侵害时，仅口头劝阻难以保障其他乘客权益，或构成义务履行不充分。 现行《铁路法》未授权乘务人员强制带离滋扰者，铁路方确实无执法权。但经营管理者对场所内违法行为有制止和报告义务。列车员在劝阻无效后未主动联系乘警，而是要求乘客自行报警，变相转嫁管理责任，或存在程序瑕疵。 铁路方合理做法是，在初次劝阻时记录行为人身份，在二次违规后立即通报乘警介入。 因此，铁路方需在现有权限框架内优化处置流程，不能以“无执法权”完全免责。 3、乘客遭遇持续性滋扰时，是否必须待劝阻无效后才能报警？现场处置权限如何界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应当及时受理并登记。 任何公民发现违法行为均可直接报警，无需以“劝阻无效”为前提。12306回应中“若多次劝阻无效可报警”的表述，容易误导公众认为需先穷尽内部救济，实则影响行使合法权利。 但实务中，现场取证较难，乘客自行报警面临三重障碍，一是，取证难，手机录像可能被抢夺或引发冲突；二是，举证难，噪音分贝、持续时间等专业证据难以固定；三是，介入难，乘警未随车执勤时，下一站民警登车需时间，违法行为可能已终止。 因此，乘客有权随时报警，铁路部门需升级技术手段弥补处置滞后性。 对此，大家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