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富商花500大洋在张大千手里买了一幅画，后来发现是赝品，可富商没生气，还把张大千请到家中做客，张大千刚进门，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他脸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1921年初夏，上海滩的晨雾尚未散尽，街头巷尾却早已热闹如常，画商云集的静安寺一带，时常能见到身着长衫、背负画卷的青年穿梭其中，他们或为生计，或为理想，但无一不在城市的尘嚣中寻找一个属于艺术的位置，彼时的张大千，尚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画匠，他的画技虽已然精湛，却苦于缺少名声与门路，只能依靠临摹古人以维持生计，在诸多古人中，清代山水大师石涛的风格最为他所钟情，笔墨纵横、气韵生动，既有山林野逸之趣，又具书法般的节奏与灵动，正契合他内心对自由与超脱的向往。 为了求生，张大千开始大量临摹石涛的山水画，他并不以此为欺世盗名之术，反而将之视为一种磨砺与修炼，每一幅仿作，都凝聚着他对石涛笔法的体悟与重构，他甚至专门研究石涛用墨的层次、山石的皴法、留白的布局，日复一日地在画案前练习，几乎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这样的技艺，在当时的画坛虽不罕见，但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却寥寥无几。 就在这一年，一幅仿石涛山水图被一位宁波富商以五百大洋的高价购得，这位富商名唤李茂昌，江南望族出身，长期寓居上海，既经营实业，也醉心收藏，他尤其偏爱清代文人画，对石涛、八大山人等人之作深有研究，此次购画，虽是在一间并不显眼的画坊中完成，但画面所呈现的意境却令他爱不释手，山峦起伏之间，云雾缭绕，墨色浓淡得宜，竟有几分真迹风采，他虽未得确切出处，却凭多年经验判断这幅画非同凡响，欣然以重金购之，带回宅邸珍藏。 李宅坐落于上海法租界静谧一隅，庭院幽深，屋内陈设颇具文人气息，李茂昌对所藏之物常与家人分享，尤其喜与三女儿李秋君探讨画理，李秋君自幼耳濡目染，兼具才情与修养，她习画多年，尤擅荷花写意，一笔一墨皆有来历，非泛泛之辈可比，那日李茂昌将新得画作展开于书案，尚未言语，李秋君已凝神细观，她并不急于表态，只是静静地审视画面中山水的走向、墨迹的层次与结构，她发现这幅画虽技法娴熟，神韵却略显刻意，尤其在几处皴染之处，缺乏石涛惯有的自然流转与笔法中“意在笔先”的洒脱之气，更令人疑惑的是，纸面之上尚有水墨未尽干透之痕迹，似是近作。 李秋君虽未公开质疑，但其神情已透露出审慎与判断，李茂昌见状，亦有所察觉，他虽自认眼力不俗，却也明白女儿对画作的敏锐远胜常人，经过再三端详，终于意识到这幅画或许并非真迹，然而，令他意外的是，李秋君并未因此贬低这幅作品，反而对其作者的绘画功底表示由衷钦佩，一个能够如此逼真仿作石涛之人，必非泛泛之辈。 李茂昌素来惜才，尤喜发现潜力之人，他并未因受骗而恼怒，反倒对这位“作伪”的年轻画家产生了浓厚兴趣，经由画坊打听，得知作者乃张大千，一个尚在画坛边缘徘徊的青年，他当即派人传信，邀请张大千登门拜访。 张大千接到李家邀请之时，内心并无多少喜悦，反而忧虑重重，他早知此幅画非真迹，虽非有意欺瞒，但终究心中有愧，他本以为此番将面临责难，甚至可能被逐出画圈，前途尽毁，然而事已至此，他唯有硬着头皮前往。 李宅之门敞开时，张大千步履沉重，心如鼓擂，他踏入厅堂，目光被一幅荷花图所吸引，荷叶层叠，花瓣舒展，水面微波中映出清朗之气，不同于时下流行的粉饰风格，此画笔墨清新，设色淡雅，既保古意，又不失个性，令人顿生敬意，他心中暗自惊异，不曾想到一宅之中竟藏如此佳作，稍后得知，此画正是李秋君所作。 这一刻，张大千内心的羞愧远胜初来之惧，他知自己虽精于临仿，却尚未脱离蹊径，真正的艺术之灵性，仍未在其画中生发，而李秋君所作，则展现出那种从内心自然流露的笔意与格调，令他由衷敬服，面对真正的才情，他自觉不宜再以技法自矜。 此后数月，张大千多次前往李宅，已不再是为赎回那幅画作，而是为求交流与学习，两人年岁相仿，皆心属丹青，在探讨中逐渐建立起一种超越性别与身份的深层共鸣，张大千从李秋君的荷花笔法中体悟到“写意”的真谛，不再拘泥于形似，而试图表达内心之境，李秋君亦因张的山水技法而拓宽视野，尝试在仕女画中融入更多山川意象，使其作品更具层次与张力。 这段交流，虽未留下太多实物记载，却在张大千后来的艺术轨迹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他逐渐摆脱单一的模仿风格，转而探索属于自己的语汇，最终形成了泼墨泼彩等一系列开创性的技法，而这一转变的起点，正是那年上海的一次“赝品风波”。
